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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至成之子:毛泽东称父亲为“红军大管家”
发布时间:2014-7-10 13:45:00    阅读次数:678

 

 

 

     杨至成(1903—1967),生于贵州省三穗县,侗族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图为2014年5月24日杨子江接受刊记者采访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坐镇我军大后方,负责后勤工作的开国上将为数不多,其中一人便是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大管家”的杨至成,而毛泽东的著名诗句“黄洋界上炮声隆”更与他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5月24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杨至成之子杨子江。他告诉记者:“黄洋界保卫战的那门迫击炮就是父亲从仓库里找出来的,当时留守井冈山的红军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因为这声炮响让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回来了,吓得狼狈逃窜,毛泽东听闻后挥笔写下了这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由此,杨子江打开追溯的闸门,回忆起父亲杨至成。

 


    四次受伤结缘后勤

 


    贵州谚语道:“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 1903年,杨至成出生在穷困的黔东南三穗县侗乡。父亲在他出生前三个月,遭歹徒谋害死于非命。母亲一人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养育杨至成,还有他之上的一兄一姐长大成人。杨至成从小就很懂事,放学后主动帮着家里放牛放鸭,为母亲分忧。


    根据资料记载,杨至成11岁进入县高级小学,14岁被省甲科农业学校养蚕专业录取,在这一时期接触到先进的思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第五期高材生。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至成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这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是需要非凡勇气和意志才能作出的决定。从此以后,杨至成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在主持后勤工作前,杨至成是冲锋陷阵的老红军战士。他参加了1927年南昌武装起义、1928年湘南起义,随后跟朱德上了井冈山。但按照杨子江的解释,父亲与后勤结缘始于四次在前线受伤的经历。湘南起义中,杨至成右腿负伤。此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杨至成被任命为师部副官长,从事后勤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我军后勤。4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杨至成任红四军28团4连连长。在井冈山保卫战中,杨至成和敌人拼刺刀身负重伤,朱德提名让在医院养伤的杨至成担任留守处主任,毛泽东也认为他做连长太屈才,批准提拔为留守主任,让他负责管理伤病员、部队的给养和医药供应工作;1929年在大余战斗中,杨至成左脚受伤后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部副官长;1932年7月广东南雄水口战役因抢救伤员腹部受伤,被任命为红军总供给部部长,这是红军后勤一把手的位子,名副其实的“红军大管家”。


    “父亲从此正式成为专职后勤的领导人。听父亲讲这段历史,他与后勤结缘是‘机缘巧合’,但父亲办事踏实负责,又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高学历文化人,这两点是他最终成长为‘红军大管家’的最重要因素。”杨子江说。

 

 


    工作中是个“火爆脾气”

 


    杨子江对父亲工作态度的描述是“负责周到,想到什么就一定要办好”。比如杨至成担任副官长后协助供给处为全军做军衣的事,杨子江曾听父亲回忆,他看到红军穿着缴获的国民党士兵的军服、农民的衣服、甚至还有打土豪缴获的女人服装,很不统一。1929年福建长汀战役胜利,红军正好缴获了国民党的一个被服厂,杨至成就想着为红军换新衣。毛主席知道后很赞同,杨至成便四处招收缝纫工人,在苏区建立起一个临时红军被服厂,为红军赶制统一的军装。按照初步设计,红军军装定为灰色八角帽、四个兜的列宁装、小挎包和陈嘉庚皮鞋。由于资金比较富裕,杨至成等几人又向毛泽东、朱德建议给每套军服都配上红领章和红帽徽。


    在杨至成的带领下,被服厂的工人几天没合眼,赶制出了6000多套军装,红四军第一次统一着装,部队面貌焕然一新。杨子江说:“父亲做军装,既要到各地采购布料和辅料,跟人谈生意,同时还要组织生产,服装产业链上所有岗位都过了一遍,成了全能的‘商人’。”


    1933年1月,杨至成接手刚成立不久的总供给部。与赶制军装相比,统领这个涉及被服、装具、粮秣、炊饮、财务、宿营、武器和弹药的部门需要更多的耐心和责任心。杨至成从制度入手,完善了之前建立的红军供给标准。比如,将伙食费的内容规定为“供煮饭买油、盐、柴(煮饭、炒菜、烧茶、烧洗面水、洗澡水所用之柴均属之)、米、菜及买茶叶之用”,各类明细被划分得很有条理。为保证足够的经费,杨至成绞尽脑汁,还摸索出了一套筹资办法,包括向乡政府请领、请群众支援、靠打仗缴获、打土豪筹集、生产自给、自办贸易甚至发行公债。据资料记载,1933年7月,中央政府发行了300万公债,其中100万给红军做军费,另外200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和对外贸易局做本钱,投资生产。就这样,在杨至成的操持下,红军自己的后勤部队逐渐发展壮大。


    与杨至成共事多年的朋友们这样描述他,“是个直肠子、火爆脾气。也是很接地气的领导,有事说事,从不给你小鞋穿,有时候我们挨点骂心中更痛快。” 很多年后,秘书王之回忆,杨部长有一次和属下“老歪”一起讨论服装样式,“老歪”觉得设计有难度直呼“干不了”,杨部长一下气青了脸,觉得“老歪”故意推辞,上去就是一顿骂。第二天一上班,杨至成就后悔了,亲自来到“老歪”办公室向他道歉。他还向王之交代:“王秘书,以后你看我发火,一定要提醒提醒我。”

 


    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

 


    1933年9月,李德从苏联辗转来到红都瑞金,“直肠子”杨至成又得罪了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博古命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直接负责李德的生活,李德要喝牛奶,又要吃面包、香肠和鸡蛋。杨子江说:“那时候条件艰苦,哪有这东西啊。最初父亲千方百计给他准备,慢慢地很看不惯李德作风,最后干脆什么都不管,李德就急了,找茬说他的下属在采办中贪污了公款,父亲被降职为队列科长。”


    这时,在瑞金被剥夺军事领导权的还有毛泽东。1934年,毛泽东和夫人贺子珍搬到了瑞金县城以西云石山上的寺庙里,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虚职。贺子珍回忆这段日子:“由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给毛泽东加上的种种罪名,一直到长征时都没有撤销,在离开中央苏区前,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他也不去找任何人。”已经被降职的杨至成却不怕,偏偏就去看望了这位老领导。一天下午,毛泽东正坐在一棵大树下与寺庙住持聊天,看到杨至成来了,他略微一愣,说:“我现在朋友不多了,你竟然还敢来看我。”两人相互慰问鼓励,就聊了起来。杨子江说:“父亲去看望毛主席,当他是老领导,也是真正的朋友。”


    杨至成还曾回忆在长征途中为毛主席准备的一顿“救命饭”。红军行至草地,筹备的粮食基本耗尽,毛泽东把自己的食物让给工作人员,自己饿虚脱了。周恩来赶紧找来杨至成,主席吃了他带来的食物才慢慢恢复体力。直到建国后,毛主席还记得这顿饭,他邀请杨至成夫妇共进晚餐,幽默地说:“你管了我很长时间饭,这次我管你一顿饭。” 还有一次,毛泽东与中央领导及开国上将合影,他把原本在最后一排的杨至成拉到身后,紧挨着自己站。合影完成后,毛主席递给杨至成一根烟,笑着说:“老杨你这好多年不见了。”


    毛主席对杨至成也很信任。1938年,杨至成等一批红军将领前往苏联学习。从延安出发的时候,毛主席仅与杨至成一人交代,到达苏联后稍微照顾下两个儿子毛岸英与毛岸青,并给他一封亲笔信希望能转交给同在苏联的贺子珍。杨子江告诉记者:“父亲在苏联待了8年,他曾同毛岸英、毛岸青住在一起,并周到地照顾他们的生活。父亲回国之际,毛岸英、毛岸青各送给他一张照片,背后留言:‘送给亲爱的杨老太爷,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

 

 

   见证新中国后勤事业

 


    8年后,杨至成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先到了哈尔滨,随后南下辽宁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报到,就任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杨至成将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带了回来,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很欣赏他,将建立东北大后方的任务交给了他。杨至成秘书方大愚回忆他这段时期的工作:“解放战争中,服装最好的是杨至成主管的东北野战军(后改名为第四野战军)。‘二野’部队穿的都是棉花捻成条织的布,没有颜料就用草灰代替,结果一下雨就是一个水印。‘四野’的马裤都是呢子做的,其他人都羡慕得很。”1948年,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齐夸“四野”军装好,朱德还特别提到要把呢子衣服推广到全军。


    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杨至成随“四野”各路大军一同南下,进驻江城武汉。新中国成立初期,赶上中南大剿匪、抗美援朝,连粮库都空了,后勤建设底子很薄。5年时间,杨至成在湖北、湖南和广州等南方省份建立起军工医院、军需学校还有几十座工厂生产服装皮鞋,中南军区还成立了营房建筑部,我军后勤部队基本建设向正规化迈进。


    杨至成被调到北京是在1954年底,他离开中南军区,前往首都参与筹建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检查部。4年后,杨至成奉命筹建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从北跑到南整整奔波了一年,终于建成了一座解放军的现代化科研城。1964年,由于身体原因,杨至成放下手中的工作,参与组织全军后勤历史的编写。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看到朱德、贺龙等老领导受到攻击,气愤难耐,他本来身体就不好,于2月3日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杨至成去世前一晚,警卫员小焦去过他的房间,“十一点钟的时候,他还坐在桌旁,用毛笔写下几个大字:‘日升、日落、日再生’。”杨子江说:“我那时才15岁,第二天清晨,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情景现在依然历历在目。”

 


    做后勤是无上荣耀

 


    如今,63岁的杨子江身体很硬朗,他把采访地点定在记者办公楼附近,一大早坐一个多小时地铁赶来,“你们上班辛苦,我多跑两步路没事。”采访过程中,杨子江扇着一把大折扇,记者注意到扇面上的十大元帅图,他解释说:“我整理父亲资料,经常读各将帅的故事,他们的很多事迹我都烂熟于心。”


    谈到父亲时,杨子江用到最多的词是“和蔼可亲”,这和他工作时候的火爆脾气相差很大。杨子江介绍,和父亲熟识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老头”。父亲在苏联学习时,对小字辈非常关心爱护,毛岸英、毛岸青和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朱德的女儿朱敏和林伯渠的女儿林利等人都叫他“老太爷”。


    在杨子江眼里,杨至成也是位好父亲。“父亲40多岁时有了我,年纪慢慢大了,加上身体也不是很好,就特别喜欢小孩。他很慈祥,从来没有打过骂过我们兄弟姐妹几人,工作再忙也很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有时候开完会,他会顺道去我们学校里转转,和老师沟通,了解我们在学校的表现。”


    杨子江还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弟弟。受父亲影响,兄弟姐妹几人基本都在军队工作过,杨子江在野战部队当过10年炮兵,之后去了军委后勤学院,现在退休在家。“我的人生轨迹和父亲的很像,曾经做过一线士兵,后来改行做后勤。我记得父亲曾跟他的秘书方大愚回忆自己的一生,说自己被授上将军衔是有些愧疚的。‘我在革命的这几十年是尽心尽力工作的,但是和其他的同志比,可能我做得很不够。其他被授上将的军人差不多都在解放战争中当过兵团司令、政委。我在解放战争中没当过司令、政委,却也授了上将。有党的肯定,我很满足。’同父亲一样,我很开心得到大家肯定,但也为战争背后默默奉献的人们感到骄傲,觉得这是无上荣耀。”

 

(文章来源:人民网—环球人物 作者:毛予菲 责任编辑: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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