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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草棚大学当人民教师
发布时间:2019-1-11 15:42:49    阅读次数:145

  导语:我们满以为工农兵学员会信心百倍地赞美鲤鱼洲,因此,第一次作文题就是歌颂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史无前例的草棚大学。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几乎所有作文都反映着一种迷茫。

 

  本文作者乐黛云,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工作,现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9年,她与丈夫汤一介一起赴江西南昌附近的鲤鱼洲北大分校执教,以下就是她关于这段岁月的回忆——

 

  初来分校时因没有耕牛,只得人工拉耙

 

  1969年,中央军委第一号令(“号令”的主要内容是,为防备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北京实行战备大疏散)下达,北京大学2000余名教职员工一齐奔赴江西南昌百里开外的鲤鱼洲,走毛主席号召的光辉“五七”道路,建起了北大鲤鱼洲分校。

 

  鲤鱼洲是在鄱阳湖畔围湖造田而成的一大片沼泽地。由于钉螺丛生,血吸虫横行,农民早已遗弃了这片土地。

 

  我们到达时,只见一片荒凉,先遣部队匆忙搭建的可以容纳200多人的几座孤零零的大草棚突兀地屹立在荒原中心。为了一日三餐,尽管我们只吃酱油汤加糙米饭,后勤人员还是不得不划着小木船到鄱阳湖彼岸去采购粮食。就在我们到来的前几天,两艘小船遇到风浪,5位员工不幸牺牲。

 

  一到鲤鱼洲,我们首先“再送瘟神”,发扬人海战术,打响了消灭钉螺的歼灭战。毛主席有诗云:“华佗无奈小虫何!”我们毕竟比华佗高明,战胜了血吸虫,在鲤鱼洲安营扎寨。当最后离开鲤鱼洲时,我们北大分校仅有百余人患上血吸虫病(据说邻近的清华分校患此病者竟达800余人)。

 

  我们又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一排排砖房和茅草房,开垦出百余亩水稻田(这湖底土地肥沃,水分充足),创设了自己的砖瓦场(虽然我们只能用双脚在满是冰茬的水中代替牲口搅拌黄泥)。我们有了自己的汽船码头、抽水机、食堂、菜地,还养了很多猪和鸡!当我们吃到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新大米和碧绿的新鲜蔬菜时,心中之乐真是无与伦比!

 

  但快乐之中也有阴影: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十余米,人们在下面仰望湖面上的点点渔帆,就像欣赏头顶上美丽的星星。谁都心知肚明,万一围湖大堤,哪怕是裂一个小缝儿,几千员工的命运就是“人或为鱼鳖”了!因此,防汛时,在大雨滂沱中,人人都是整夜瞪直双眼,紧盯着大堤的每一寸。

 

  第二年夏天伊始,总管全国教育科研的实权人物,8341部队负责北大、清华两校的军宣队头领——迟群突然驾临鲤鱼洲,召集全体教职员工训话,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鲤鱼洲草棚大学:先办文、史、哲三系,学生从江南各省工农兵青年中推荐选拔。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迟群强调这样的草棚大学,一无高楼大厦,二无“不实用”的图书文献,三无固定教学计划(一切因人、因时而异),它的灵魂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一种“新型大学”,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同属“史无前例”!

 

  迟群宣布草棚大学暑假后立即开办!三个系各有七八名教师被指定为“五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思想、同教育革命)教员。

 

  我和老伴汤一介(1927—2014,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所所长)都有幸名列其中,我们受命立即脱产筹备。我们在会上都表示热烈拥护,私下却不免内心忐忑。我们不知道应该教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如领导所要求的,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再教育”。

 

  开学那天,我和女医生乔静被指定和军宣队、工宣队几位年轻领导一起,半夜出发,到南昌近郊的滁差(距南昌和鲤鱼洲各50余里),去迎接工农兵学员。清晨6点多钟,我们和百余名工农兵学员在滁差胜利会师。队伍略事休息,便重新整队,向鲤鱼洲进发。真没想到沿途各村镇竟都敲锣打鼓,摆出桌案,递茶送水,鞭炮齐鸣,欢送自己的亲人上大学!到了鲤鱼洲,全体北大人夹道欢迎,红旗招展,把世界教育史上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迎进了草棚大学。

 

  我们设计出了第一年的课程。除全体师生要天天坚持背诵“老三篇”,体会“老三篇”的精神实质外,哲学系主要讲《实践论》《矛盾论》;历史系主要讲《新民主主义论》;中文系的课程比较丰富,除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还讲鲁迅、样板戏,外加大量写作实习。另外,几乎占了一半时间的,就是劳动课了!

 

  我们满以为工农兵学员会信心百倍地赞美鲤鱼洲,因此,第一次作文题就是歌颂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史无前例的草棚大学。我们期待着一批歌功颂德的杰作,甚至还计划选送其中一部分到地方报刊,宣传鲤鱼洲。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几乎所有作文都反映着一种迷茫。较为含蓄的,是说这里一无图书,二无教室,三无好老师(他们认为鲤鱼洲的老师都是北京挑剩的“处理品”),不像大学的样子;有的不谈教育,只是着意赞美鲤鱼洲的自然美景;还有个别家庭环境优越、有恃无恐的激进派就干脆说自己受了骗,要求到北京去上“真正的”北京大学(这时北京也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研究决定,要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首先整顿思想。于是,草棚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我们遵从上级指示,天天开会,做思想工作,实行军事管理,每天6点半出操、跑步,早餐后,师生各拿一只小马扎,坐在大草棚里,如学生所说,“围着圆圈儿吹牛”。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教育出来,而又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当然都以自己所受的“毒害”为靶子,极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和这些充满朝气的学员倾心相交,热忱相待,不久就真心爱上了这些真诚、坦直,积极向上,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我们尽一切努力,让他们读到更多的书。为此,我们多次去南昌,到已停办的江西大学尘封乱放的书堆中挑了一批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们时时和工农兵学员生活在一起,虚心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诚心希望工农兵学员真正成为“上、管、改”的主人。无奈学期过半,一切仍不得要领。

 

  这样的“三无”教学终于难以为继。中文系领导想出了一个深得学生赞扬的好办法——到井冈山去!出发那天清晨,三辆大卡车停在我们连队附近的大堤上。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早晨仍不见停。大堤上的路在大雨浸泡一夜之后,泥泞难行,还没走到车边就有好几个人滑倒。工农兵学员领队曾建议是否雨停后,过两天再走。但是“五同”教员中的一位革命造反派却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高喊:“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下雨吗?”他率先登上了卡车,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三辆卡车艰难地行进着,刚来到北大分校与清华分校交接的地界,突然第一辆卡车骨碌碌翻滚着,一直滚到底下的荒草地上!所有的人全惊呆了,立刻下车,连滚带爬,向四轮朝天的卡车奔去,想去救助那些被扣在卡车底下的师生。但是,几吨重的卡车哪里翻得过来?只听得一片无助的哭喊!幸而清华大学分校的“五七战士”们闻声赶来,带着工具,终于撬起卡车的一侧,让我们有可能将里面的人一个一个拽出来!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写作组组长张教授和一位爱说爱笑、来自上海的工人学员王永干,由于被压在车棱下,大量内出血,脸色深紫,当时就离开了人世!另外还有两个学员头部受了重伤。

 

  我们这些“不怕下雨”的勇者终于拗不过老天,满心悲伤、灰溜溜地回到了原地。接着是每个人都要写文章悼念死者(着重歌颂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小型追悼会,安抚到来的死者家属。总的精神是少追究、少宣扬,尽一切可能压缩“负面影响”。

 

  一个多月就这样在痛苦和失落中过去!直到新的命令下达:“化悲痛为力量,重上井冈山!”

 

  在井冈山的两个多月,收获是丰硕的。同学们不仅学会了写记叙文、小评论和调查报告,还接受了分析问题、调查研究能力的初步训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别注重基础写作,记得严家炎(1933-,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严格要求“文从字顺”,强调写文章必须“丝丝入扣”,因而得了“丝丝入扣”先生的美称。

 

  最值得怀念的,是当时的师生关系。我们朝夕相处,互相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常常谈到深夜。这样的师生情谊,后来再也难寻!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保持着联系。

  从井冈山回鲤鱼洲不久,草棚大学也办了近两年。正和突然开办一样,又突然传来撤销草棚大学的消息。人们前途未卜,不知会被如何处置,引颈北望,充满期待与惶惑。幸而结果是皆大欢喜——草棚大学全体师生合并到北京总校,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一年后,整个鲤鱼洲五七干校也被撤销了。人们额手相庆,宰杀了所有的猪和鸡,据说开了三天三夜的“百鸡宴”。至于我们曾艰辛创建的, 农田、菜地、住房、砖瓦厂、草棚等等则又重归于荒芜。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wsbl1960)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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