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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了一届“工农兵学员”
发布时间:2011-11-18 13:55:04    阅读次数:1441

文/ 周约维

 

1972 年,“文革”中停止7 年之久的大学及中专恢复了招生,不过,招生方式与“文革”前后可不一样:符合年龄要求的工农兵只要“表现好”,经过革命群众推荐就有上学的机会。

“取消考试”的做法源于辽宁知识青年张铁生,他参加工农兵学员的资格考试时在试卷上给领导写了一封信,“愿意与领导谈一谈”。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每天都要干农活,没有时间复习,对我进行文化考试是很不公平的,这是对工农兵的歧视。这封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立即轰动全国,被称为“白卷英雄”。他被辽宁铁岭农学院录取。那一年开始到“文革”结束,一些准文盲或半文盲昂首挺胸地走进了各类学府,并且,毕业后包分配。

1973 年,我在乡下当知青已有5 个年头,实在熬得不耐烦了,一心想苦海逃生。当时的政治环境比“文革”初期相对宽松一些,队里剩下的知青已经不多,我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贫下中农一致推荐我读中专。

一天,公社来电话,要我参加面试。走进简陋的“考场”,只见一位戴眼镜的老师正在要求一个女知青背诵24 个节气的名称。我赶紧向旁人借了一本小册子,将24 个节气一连默念了3 遍。年轻人记性好,当轮到老师问我时我居然很流畅地背了下来。老师点点头,表示通过了。没经过多少周折,我幸运地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转化为“工农兵学员”,这种机遇是刚下乡时做梦都想不到的。

   当年秋天,我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走进了湖南省财会学校。那一年,我刚好20 岁。财会学校的前身是本科制大学省财贸学院,师资阵容比较强大,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般的“洗礼”有些图书居然能死里逃生地保存下来并供我们阅读,其中包括高尔基等作家的名作。我本来就喜爱读书,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成了图书馆的常客。两年中,读小说的时间甚至超过了读专业书的时间。

除了少数知识青年以外,学员基本上来自家境不好的工人农民家庭,都很希望在学校短暂的时间里能学点东西,以便获得谋生的本领。同学们的学习态度还是比较认真的。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在寝室自习。上课时教室里很安静,老师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之中。有位姓袁的女老师口才不错,能将枯燥的会计学知识讲得很生动,几十年后我甚至还能回忆起她上课讲的一些精彩片断。下课后老师身边总会围着一堆学生虚心求教,老师则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

我们只有两年的学习时间,其间还要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等等。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走向社会后边工作、边刻苦自学,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加上当时的财务工作基本上是手工操作,对文化素质的要求不高,故基本上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有的还成了单位的骨干,甚至担任了银行行长或副行长。

令人遗憾的是,学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第二学期结束时提出了学员要考初等数学的要求,消息刚刚传出,就激起了一片激烈的反对声,有人甚至贴出大字报,说校领导是在“迫害工农兵学员”,要求考试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考数学一事就不了了之。学员们之所以强烈反对考试数学确定是有“难言之隐”,那就是,数学基础实在太差,担心出洋相。实际上,我们当时如果能认真地补充点数学知识,对日后的工作学习还是有好处的。

我们上学期间正遇上了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并不清楚内幕,于是积极响应号召,热情地投入到运动之中,甚至将大字报贴到了长沙五一广场。上级要求“批林批孔”必须联系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学校的书记校长自然也成了批判的对象。不过,批来批去,实质性的内容并不多,与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场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当时,教育领域强调的是“实践第一”,我们除了课堂学习,到基层实习成了重头戏,次数很频繁。我们在人民银行长沙碧湘街办事处、岳阳云溪营业所、衡阳城北办事处、石门县支行的实习是上柜台操作,以增添实践经验,在桃源县的实习是“整顿信用社”,审查信用社的账目,找到“四类分子”借钱不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现在想起来都好笑,当时国民经济是那样的困难,信用社的家底很薄,连贫下中农都贷不到款,“阶级敌人”想借钱无异于痴心妄想。我在桃源县巴茅州“工作”了将近两个月,收获实在有限。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查处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头。实际上,他不过是借钱给生产队的熟人收取了一点利息。我责成他将利息退还后,也没过多地予以追究。

“文革”结束,“工农兵学员”的名称也成为了历史。由于不必经过考试就可以入学,导致后来推荐中“走后门”的现象愈演愈烈,加之学员的文化基础普遍不好、学校传授的知识十分有限,许多人走上工作岗位后显得比较平庸,自然受到社会的歧视,就像“文革”时期人们用冷眼看待“黑五类”子弟一样,很多人对“工农兵学员”嗤之以鼻。

平心而论,也有一些学员目光比较远大,进校开始就想方设法地排除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专业书”,有的还苦背英语单词,为日后的治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比如,现任西安交大校长的郑南宁就是与张铁生同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他从入校起就认定了文化科学知识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想方设法挤时间读书,在新时期一举考上了研究生并留学日本,学成归来后在学术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就我而言,当年阅读的课外书籍多少弥补了我文科知识的欠缺。高考制度恢复后,我凭借读中专时打下的文化底子,再经过拼命的复习,1978 年被湖南师大历史系录取。

本文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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