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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什么始终认为汉奸汪精卫是“烈士”?
发布时间:2012-7-31 17:36:36    阅读次数:3456

    

    胡适说:汪精卫是一个有烈士情结的人。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金岳霖说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学止于赫胥黎”。

  郑超麟说:胡适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极致,它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统治。

  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陈独秀说李大钊:“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章士钊说李大钊:“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梁漱溟说章士钊:“行严先生,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说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

  马寅初说:蒋介石的光头脑袋就是“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

  胡汉民说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何廉说蒋介石:“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

  胡适始终支持汉奸汪精卫。直到1944年汪精卫死了,胡适在11月13日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

  1945年7月,蒋介石派国民参政会议代表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等五人访问延安,毛泽东一见傅斯年就以学生身份请傅代他向胡适问好,傅就便和毛做一夜长谈。毛给傅的的印象跟北大时可谓有天壤之别:北大时毛泽东是穷弱书生,旁听者,傅是风头人物,学生领袖;延安的毛泽东有很强的个人权威,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并不民主。毛陪傅斯年漫步礼堂,看到各地领导献来的密密匝匝的锦旗、决心书等,傅情不自禁地说:“堂哉皇哉!”

  陈光甫对王世杰说,国民党若自动取消一党专政,可说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张季鸾以国士自许,他对王芸生说:“只要不碰蒋先生,任何人都可以骂。”

  晏阳初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胡风曾给绿原写信,谈到卢卡契:“我们只要能有这样的理解,就好办了,其实他说的也只是常识,但他能懂得,而且有决心这样做,这就使我们亚洲小民不胜羡慕之至了。但我担心还是不会在亚洲得到注意的。这不仅是‘思想上的懒汉’问题,还有一个只要剑而不要经的传统嗜好问题,用剑,那是多么用力小而收效大的工作呀!砍了就是。”胡风的命运后来果然比卢卡契悲惨得多。

  1948年,国民大会召开,余汉谋被委任为陆军总司令。一年后,他就职广东绥靖主任,回到广州激愤地对人说:“我以前没有做过京官,很少接触党国要人,总以为他们对国家大事会有一套办法。去年我在南京搞了几个月陆总,和他们接触多些,才使我认识到这班官僚饭桶。二三十年来,他们除了树立私人势力,争权夺利,对国家大事确实毫无办法,根本谈不上为国家人民做好事。照我看,只要共军渡过长江,势必马上解体,可以肯定是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我这次回来为桑梓服务,希望团结广东军政人员,进而与广西合作,支持李宗仁收拾残局。如不可能,只好认输,绝不陈兵边境,作最后挣扎,使广东同胞重受战祸,加重我的罪责。”

  20世纪50年代,中共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胡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在单身牢房。有一次,管教丢给他一个麦草编的帽圈和一捆麦杆,说“老吃饭不干活,太不像话了,学着编麦辫儿吧!”胡风不客气地说:“不是我不干活,是你们剥夺了我的劳动权。我的劳动不是编麦辫,是用笔写作,你晓得吗?”他把麦杆放一边,动也不动一下,后来管教只好取走了事。

  反右期间,江苏省成绩太差,毛泽东问江渭清:“你到底反不反右派?”江说:“要反右可以,请您老人家下令把我调开,另外派人来。因为是我右嘛!您先撤了我,让别人来反。”毛说:“渭清啊,你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江说:“主席啊,我是舍得一身剐,要为您老人家护驾。”毛泽东派彭真、康生来督阵。江渭清请彭真来省委常委讲话,传达毛泽东对自己的批评,因为见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县主要领导中无一人打成右派,彭真不悦道:“江苏为什么不打右派?江苏还有没有右派?”江渭清说:“有右派啊,不过我还没有发现。”

  毛泽东在庐山会义期间跟“秀才”们坦言,他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在江西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毛泽覃发脾气,甚至要动手打人,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你毛氏宗祠。”

  唐德刚认为,胡适论政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他说,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唐最不满胡适的,是他并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满足于对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绍,“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应该与马(克思)、杜(威)两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汉!……胡博士不此之图,而却在马、杜两博士之间,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当,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弃了。”

  1962年,杨振宁与父母在日内瓦见面,当时杨在美国,很少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形。杨父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正说得高兴,杨母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台湾学术界主流曾对钱穆有“牢可不破的成见”,而杨联升对钱却极为推重,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认为钱之《朱子新学案》提纲,“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源自新浪网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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