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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珍与戴笠之死
发布时间:2010-5-19 14:40:55    阅读次数:3465

/赵映林

国民党警察系统的最高学府是设在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本人亲自兼任校长,警校的日常工作由教育长李士珍是主持。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黄埔二期毕业生,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留学,专攻警政教育。所以,李出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还是学用一致。李士珍曾一度出任过中将军长,不过时间不长。调任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时为简任一等警官。1946年戴笠的死与李士珍争夺警察总监有关。

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任上,做了一件事,时间是1945年底到次年年初,正是这件事导致戴笠之死——虽非李士珍杀戴笠,戴笠却由李士珍而死。戴笠是军统局头子,可警察系统并非军统一统天下,如家父曾供职的上海警察局,局内中统的势力反大于军统,在青年警官中,中统系统的人更多些。家父当年在中央警官学校读书时的那班同窗几乎清一色的是中统系统的。而戴笠朝思夕虑的就是想控制警察系统。为此,戴、李二人斗了一、二十年。

戴笠是黄埔军校第六期兵科没有毕业的学生,与毕业于黄埔二期、并被蒋介石保送到日本留学,喝过洋墨水的“海归派”的李士珍来说,勒笠自是无法望其项背的。然而,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的时间却早于李士珍。他早在进黄埔前就开始了特务活动,并且很有一套办法,所以,也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19324月,复兴社设立特务处,戴笠被任命为处长。他知道搞特工得有一班自己的人马,是年,戴笠就在南京洪公祠开办特务训练班。可没有料到,蒋介石却把李士珍派到该训练班任政治指导员。李士珍自恃是蒋介石派来的,又有留学日本的洋学历,入黄埔军校又早于戴笠4期,自然不买戴笠的账。由于李士珍资历老于戴笠,他又不买戴笠的账,所以,戴笠总是千方百计排挤他。从此,二人开始不和,也由此开始了二人争夺警政系统大权的矛盾斗争。国民党在大陆的日子,戴笠虽然没有能有效地完全控制警察系统,却通过各种手段按插了不少军统的人在警察局任职。象警察总署的唐纵就是军统的,至于首都警察厅厅长、上海警察局局长、北平警察局局长,以及一些省的警务处长,也经常为军统的人所把持。有些大城市警察局局长虽然不是直接由军统的人有担任,但也为戴笠所控制,如成都、兰州、西安、郑州、洛阳、贵阳、昆明、迪化(乌鲁木齐),其原因是戴笠控制了内政部警政司,便于安插军统的人到这些地方和部门任职。内政部警政司司长一职,李士珍本可以到手的,但他不愿放弃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一职,结果让戴笠瞅准了时机,力荐原浙江警官学校教务处主任酆裕坤担任。酆裕坤于国内清华大学毕业后,即去美国留学,而且学的就是警察专业。所以,戴笠一举荐就准。自是一部分警政大权开始逐渐落入戴笠之手。

由于戴笠在军界上层有少密友,如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被称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与戴笠更是莫逆之交,除此之外,国民党中的其他军政大员如程潜、杜聿明、傅作义、宋希濂、曾扩情、周至柔(曾任同民党空军司令)、林可胜、贝淞荪、宋子良(宋美龄弟弟)、何浩若……戴笠与他们都有较深的关系,善于结帮拉派,这是戴笠的拿手好戏。他自己总结说,我能够成功是得益于“五字诀”:“裙、办、师、财、干”。他对密友解释:“中国人玩政治,离不开裙带关系;办‘外交’离不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说客。现在这样的人物,叫做驻京或驻各省地方办事处的处长。他们是我的千里眼、顺风耳、万事通。中国人玩政治,离不开‘师’,师就是军师、高参和绍兴师爷之流。现在的机要秘书、参谋长,是智囊,是出谋划策者,上下通气,一通百通。财虽然放在第四位,不是不重要,而是更重要,它是压脚的东西。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玩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最后是‘干’。五字诀同时抓到手的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用他自己的话说,按照这“五字诀”去干,没有干不成功的事。

与戴笠相比,在人事活动方面李士珍的手腕就大为逊色了。所以,李士珍在国民党内的人脉就远不如戴笠来得广而深。因而,在戴、李争斗的过程中,李士珍基本一直处于下风。

李士珍担任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戴笠又横插一杆子,呈请蒋介石在中央警官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并且由戴笠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利用这一职务,戴笠将其心腹潘其武派为警校秘书,郑锡麟派为政务处长,在警校秘密发展军统力量,培植军统的势力。但军统不敢在警校大张旗鼓地活动,原因是怕引起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不快。因为李士珍是CC线上的。投鼠忌器,戴笠还是有所顾的。
                       

李士珍自然容不得戴笠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插上一杠子,挖自己的墙脚。便指使人在警校校刊上大造舆论,这些文章引经据典,从所谓警察教育的法理出发,大谈警察的教育培养,不点名地批评戴笠一伙将政治警察教育与正规警察教育混为一谈。那些文章说,政治警察与正规警察教育就如宪兵教育与警察教育不可混为一谈一样,这两种教育的内容与要求、目的都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以免南辕北辙。这些文章中的政治警察就是暗指特务。戴笠并不着人写文章反驳,而是将这些李士珍指派人写的文章收集起来送呈蒋介石,假惺惺地说李士珍这位黄埔同学不顾大体,诋毁校长耳目,不免有同室操戈之嫌,令人胆寒……果然,蒋介石不高兴了,让人传话李士珍,不得再在刊物上撰文批政治警察教育。

李士珍吃了戴笠一记闷棍,也无法发作。就在二人持续斗法中,抗战胜利了。于是戴笠开始着手他的进一步控制全国警察计划的实施。大约在1945年底左右,戴笠向蒋介石呈上了一个报告,请求成立全国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警察总监。而李士珍决心要学蒋介石利用原先黄埔军官学校校长身份,来控制黄埔系军人然后达到控制全国军队一样,利用自己中央警官学校校长的身份,来控制分布在全国各地警察局中的中央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从而达到控制全国警察系统的目的。所以,在抗战胜利不久,李士珍也拟了一份战后建警计划。李士珍在国民党内的人脉虽没有戴笠的人脉深厚而广泛,但他毕竟是黄埔二期的,不仅与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关系较深,而且与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关系很不一般。在国民党内,戴季陶是李士珍的后台也不是什么秘密。李士珍的这份战后建警计划经李士珍一游说,先是陈氏兄弟支持,继而得到戴季陶的支持。应李士珍本人之请,戴季陶还出面,亲自到蒋介石那里跑了一趟,请求蒋介石把战后建警任务交给李士珍。碍于戴季陶的面子,蒋介石特地召见了一次李士珍,详细询问了李士珍的建警计划与具体措施、办法。不曾想到,蒋介石听了之后,十分欣赏,当时就勉励有加。李士珍兴冲冲地回到警校后,在一次全校集会上就建警计划作了简单说明。当时家父是警校学员(1948年毕业),亲耳聆听了李士珍的这番说辞。讲到最后,李士珍要求大家努力学习,掌握本领,届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在介绍说明建警计划时,对蒋介石大大恭维了一番,说“委员长如何礼贤下士,虚心纳谏”。以陈氏兄弟和戴季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戴笠以黄埔军校六期生的资历自是无可与之争锋。但戴笠怎么可能死心,让“花落他人之手”呢?

蒋介石召见李士珍的消息戴笠很快就知道了。此时,戴笠正在北平,警察总署的唐纵是戴笠一条线上的人,深怕李士珍出任警察总监后,自己被排挤掉,得知蒋介石召见李士珍,听取李士珍关于建警的报告后,立马电告戴笠,让他赶紧采取措施。与此同时,在重庆的军统系统的黎铁汉也得到了这一消息,很快报告了戴笠。所以,戴笠几乎是同时从不同渠道得知了蒋介石召见李士珍。原先,戴笠还比较笃定,自认为已经控制着军统,警政系统中上层也有部分自己的人,对战后建警一事,又得到美国在华特务机关的支持,总以为十拿九稳,未曾料到,戴季陶会亲自出面向蒋介石推荐李士珍。戴笠不敢掉以轻心,当既决定飞回重庆,面见蒋介石。1946316日,戴笠坐飞机由北平飞到青岛。可他这时与著名影星胡蝶打得火热,难舍难分,遂又决定,从青岛绕道上海,请杜月笙、唐生明给他为胡蝶办理与潘有声的离婚手续,好与胡蝶尽快成婚。第二天,即17日那天,戴笠由青岛登机,没有直接飞重庆,而是先去上海,拜托胡蝶离婚事以后再飞重庆。陪同戴笠的有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军统控制的外围机构“人民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负责人金玉波、戴笠的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专门照管戴笠服饰的一位勤务员、译电员周在鸿、厨师曹纪华,还有一位戴笠结交不久的天津大资本家黄顺伯,他是受戴笠的邀请专程去上海旅游的,未曾料到这一去落得个命丧黄泉。

中午11时许,飞至上海时,大雨滂沱,飞机无法降落,在上空盘旋了两圈后,向南京飞去。12点多飞机到了南京上空,而南京也是倾盆大雨,且云层很低,雷声阵阵。那年头的无线电设备也不如现在先进,机上与地面联系很困难。飞机在穿云下降时,已越过大校场机场,飞到了南京郊区的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一点零六分,电讯突然中断,地面再也呼叫不到戴笠乘坐的“222号”飞机了。原来,这架飞机已经撞在了江宁板桥的戴山山腰上。机毁人亡,无一生还。

事后,据附近一些目睹当时情况的农民说,在倾盆大雨中,他们看到飞机飞得很低,先擦到了一棵大树,随后一头撞上了半山腰。在一声巨响后,火光冲天,因为携带的汽油较多,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燃尽。事后,军统的毛人凤、沈醉在戴山为戴笠立了一块石碑,上镌“戴雨农将军殉难处”(戴笠字雨农),把山下的戴家庙作了修缮。1990年代中,笔者曾去板桥与戴山想寻找一些痕迹,可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唯有满山青翠。虽然在戴山山腰上建有戴山墓园,不过这不是戴笠的墓,而是当地的一座公墓。当地的老百姓说,戴笠合当死在此地,这山叫戴山,山下有戴家庙,山腰上有一条小水沟叫困雨沟,困雨沟困雨沟,困戴雨农也。所以,戴笠不能离开这里。当然,这只是一种巧合罢了。可当地老百姓并不这样认为,对此是津津乐道。然而,倘若不是要与李士珍争抢全国警察总监一职的话,戴笠也就不必心急火燎的往南京赶,戴笠也许还不至于死得这么凄惨。大概这也是罪有应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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