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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因梁漱溟而成为汉学家
发布时间:2010/5/19 9:41:19    阅读次数:2950

艾恺:因梁漱溟而成为汉学家

/古川

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学系教授艾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了有关文革的讲座,会议室里挤满了听众。主持人介绍,艾恺是著名的汉学家,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当笔者追问,为什么要研究梁漱溟时?艾恺表示,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梁漱溟是中国20世纪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他活了95岁,其历史就是中国20世纪的历史。他不仅敢于顶撞毛泽东,为中国农民说话,还曾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二是在20世纪20年代,只有他为中国传统文化作了辩护。

发现梁漱溟

1942年,艾恺出生于宾夕法尼亚洲首府哈利斯堡。他父母是意大利人,都是普通工人,生于了五个孩子。艾恺解释说,可能很多人知道费城、匹兹堡,不知道哈利斯堡,但1979年,萨斯奎哈河三哩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却使哈利斯堡出了名。哈利斯堡是三哩岛附近的一座城市,与三哩岛的关系就相当于上海与崇明岛。如果当时这个核电站真发生爆炸的话,他就没有家乡了。

实际上,艾恺的祖上与中国颇有渊源。他有两位先人,是天主教神父,曾经在明朝末年前往中国来传教。其中一位不幸中途在印度果阿病逝,另一位利类思(LudovicoBuglio)抵达中国,与汤若望、南怀仁等曾在北京兴办教堂。不过,这些事情是艾恺在投身汉学研究之后才了解到的。

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庭比较困难。但艾恺靠着一点奖学金,1960年进入一所天主教办的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这里的Kings是指耶稣)。这个大学很小,没有任何有关亚洲的课程,更不用说中文课程了。他对历史很感兴趣,由于其意大利血统,起初,他准备研究意大利史。但一位老师建议说,研究意大利史的人太多,你应该找一个别人不大研究的领域,比如印度史、中国史、日本史。1963年夏天,艾恺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关于印度史、日本史、中国史的书,觉得中国史的书最有意思,于是决定研究中国史。

大学毕业后,虽然很多人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但由于没有研究过中国,也没学过中文,他决定先攻读硕士学位。于是,1964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他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其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谠著有《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中国之危机》、《从1850年到今中国基层的政治领袖与社会变迁》、《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等书。《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令其声名大噪,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艾恺就跟着邹谠研究中国历史。

在攻读硕士时,艾恺学习的中文是文言文。那个时候,西方汉学家的一个传统:现代汉语你自己可以去学,我们不教,那是太浅的东西,我们教的就是文言文。艾恺记得,“一年级的课本是《孝经》和《论语》,二年级是《孟子》和《史记》的部分内容,学了两年以后还是不能说一句汉语。只能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不过,学的语言还能在中国饭馆点菜。”其他所上的课都是些入门的课。后来,艾恺转投哈佛大学,开始学习能用来说的汉语。到现在,他的汉语水平已有很高,能够自由地与中国人交流,他甚至还一度在2001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作美方翻译。

1966年,艾恺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舒尔茨,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最负盛名的“头号中国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在半个多世纪里,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考察中国,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观点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汉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界和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看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而且,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先生”皆出自其门下。对此,艾恺解释:“当时在哈佛大学,学生作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费正清都要担任指导老师。而对中国的研究,哈佛大学在美国处于泰斗地位。”而舒尔茨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书。”

1969年,艾恺开始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发现梁漱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在艾恺看来:梁漱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

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1893年出生。1900年,其上学的中西小学堂被义和团烧毁。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自杀过两次,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这一段就蛮有戏剧性。

后来,由于其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虽然他只是中学毕业,却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教授,在北大教授印度哲学与孔子研究。这戏剧性简直太大了。

又加上与父亲的冲突,最后父亲自杀。19181114是他父亲梁济60岁生日。在117这一天,梁济准备出门去彭诒孙家住一晚时遇到儿子梁漱溟,而梁漱溟却是来与父亲讨论当时欧战新闻的。“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但三天后父亲梁济却投净业湖自杀了。这又在一个蛮有戏剧性的故事里加上了一层戏剧性吧。

1922年,他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为在20世纪唯一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的知识分子。30年代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对其“文化中国”理想的尝试。

抗战时期,他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国共之间的第三力量,为避免中国内战而做出努力。

49年后,面对农民的被盘剥,敢于顶撞毛泽东,说农民生活太苦,工人在九天,农民在九地,工人与农民有九天九地之差,并指出当时的政府不让农民进城打工这一政策是不对的。毛当即对其发了脾气,骂他“自己觉得比西施还美”。本来1945年,他访问延安时,虽然与毛泽东同年出生,但毛泽东还尊称他为“梁老师”。梁漱溟有点像海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他这种人物,只有梁漱溟一个人保持他的气节、骨气;只有他一个人不喊口号,用自己的思考为农民说话;只有他有那么勇敢,敢顶撞毛泽东。

其后,梁漱溟所经历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中国的大事……

于是,艾恺决定他的博士论文就写梁漱溟。虽然他要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那时,大陆闭关锁国,艾恺不能来大陆。而且,大陆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艾恺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艾恺曾为几个到美国去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做翻译,于是在1973年得到机会来到大陆。到大陆后,他提出要见梁漱溟,遭到拒绝。但他还是去积水潭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艾恺回忆:“碑座在,但石碑不见了。问附近玩耍的小孩,他们就把他带进一个院子,看到石碑已被切成方块,准备用来砌什么东西。房子主人一愣,然后就往外赶他。”艾恺猜测,这个墓碑可能是19661967年被拉倒的。未能见到梁漱溟,艾恺带着遗憾离开大陆。

收集到材料后,艾恺决定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叫《最后的儒家》。1973年,艾恺开始撰写论文,他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由于他没有见过梁漱溟本人,所以当时艾恺误认为梁漱溟1921年以后就完全是儒家了。

其实,梁漱溟在1921年以后,也仍然同时奉行佛家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梁漱溟的生活方式是多重文化的混合体验。梁漱溟虽然出佛入儒,但还是有佛家的文化人格在,并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幸好艾恺不知道这些,如果他知道的话,肯定不能理解梁漱溟什么既是佛家又是儒家,甚至还是民主人士。

1975年,艾恺写完了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又加了几章,1979年出版了书——《最后的儒家》,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外国人来说,文言文是很难的,学习一辈子恐怕都很难得心应手地掌握。有的人甚至读了十五年博士才毕业。幸运的是,他只读了九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艾恺的普通话很好,能够与中国人自由交流。以致有朋友说,“我们在你面前讲任何事情,你都能听懂。”

完成夙愿,却终有遗憾

文革结束后,梁漱溟搬到了木樨地22号楼。中国政治气氛缓和,实行改革开放。1980年,艾恺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梁漱溟。

那时,有一个梁漱溟曾教过的北大姓石学生去看梁漱溟。石是科技方面的专家,居住在美国。他一回美国就给艾恺打电话说,“先生知道你的那本书,希望你来华与他见面。”

很巧合,艾恺的学生之中,有一个刚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孩。下课的时候,她过来也说,“我们梁伯伯知道您。”她是梁的邻居,巧合的是,她成了艾恺的学生。艾恺从她那里得到梁漱溟的地址。为了确保梁能收到,艾恺给他寄了两本书,一本寄到政协,一本寄到他的住址。梁收到这两本后,给艾恺写了一封信,希望艾恺来大陆访问他。

1980年,艾恺来到北京,这对艾恺来说“太兴奋了”。很少有写过传记以后才认识传记对象的。第一次见面,艾恺与梁漱溟谈了很多,并且约定:每天早上交流三小时。此时,虽然梁漱溟已经87岁了,但思维依然很清晰,解答艾恺的许多疑惑。梁漱溟对艾恺把他作为最后一个儒家没有表示否认,但当艾恺追问他是不是“圣人”时,梁漱溟否认自己是“圣人”,认为只有孔子、王阳明这样的人才是“圣人”。

当时艾恺带了录音机,把他们的谈话录了下来。20061月,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把这个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作为单行本出版了。令艾恺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很畅销,它好几个畅销书榜上连续两个礼拜都排第一。“这个世界会好吗”就是八十多年前梁济问梁漱溟的问题,现在却成了艾恺与梁漱溟对话录的题目,也许有点意味深长。

1984年,艾恺再次来中国时,与1980年那次一样,又是每天三小时与梁漱溟对话。只不过,这次对话录目前还没出版。经过两次见面之后,艾恺说他发现,抓住了梁漱溟主要的性格,后来就给《最后的儒家》加了一章,1986年出了第二版。

第一次访问梁漱溟之后,艾恺本来计划邀请梁到美国各地演讲,并给他做翻译。艾恺向美国的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提了,一年后,他们说中方领导不同意。但后来艾恺从梁培宽处得知的答案,却是美方不同意。到底是哪方不同意,艾恺无从考证,梁漱溟的访问计划也就这么落空了。

1988梁漱溟去世时,艾恺没在中国。三、四天之后,艾恺才到达中国,为此感到很遗憾,“如果早一个星期来的话,还能见梁最后一面。”

研究中国的老外

艾恺因梁漱溟而开始研究中国。研究了梁漱溟之后,他开始研究山东邹平地方史。其原因是1985年前后,美国社会学家渴望在中国找一个地方进行研究。艾恺中文功底好,且多次来过中国,对中国已比较了解,就派艾恺来了解情况。

他与中国社科院联系,要求安排一个研究基地。中国社科院通知了各省社科院,但谁都不愿意,只有山东愿意,安排的研究地点是邹平。这恰好也是梁漱溟曾经搞“乡村建设”的地方。于是,艾恺就来到了邹平。此后,开始对邹平地方史的研究。

1986年,艾恺刚从邹平回北京,梁漱溟还向他询问邹平的情况。之后,梁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外国人在邹平做研究的文章,引用了艾恺的一些话。回美国后,他写了一个报告,邹平后来就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农村的最早基地。

在这之后,艾恺又做了河南西南部地方史的研究,这也是因为梁漱溟的原因,他也曾在这里做过试验。

1973年到现在,艾恺来过大陆至少二十几次,“八、九十年代差不多每隔一年来一次,2000年以后差不多每年来一次。”

记者采访他时,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有人说,你其实是中国人。艾恺回答,“我的一个老朋友李殴梵也常说,你前生一定是中国人。”艾恺说他喜爱中国的美食,每次来中国都会变胖,而且每次来中国都会有一些巧遇。

艾恺为三个中国代表团做了翻译后,1973年在香港,几个一起做翻译的人员组成小组申请来华访问,并获得批准。他们是自费来访问的,但花费并不多。当时,外国人来大陆又去台湾,要是护照里有大陆的签证,台湾是不愿意的;要是护照里有台湾的签证,大陆也是不愿意的。因此,美国国务院就建议他们用两个护照,一个专门在大陆用,一个专门在台湾用。过了一两年,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那时,西方人来中国的很少,只要他们在街上露面,就会遭到几百人围观,说,“怪物来了。”在火车站,艾恺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也不知道,也许是阿尔巴尼亚的吧?”

1973年,他从香港入境,经过罗湖桥。香港火车到桥那边,大陆火车到桥这边,要拖着行李过桥。巧得不能再巧的是,一到大陆这边就遇见一个熟人。这个人是第一个访美代表团的副团长,也是中华医学会会长,正好那天他到深圳接一个加拿大的代表。于是,他们就一起坐火车到广州,一路聊天。

到广州后,艾恺走访了洪秀全的故乡花县。在那又碰到一个熟人,当时他在中国的熟人不到20个。“又碰到一个不是很巧吗?”,艾恺说。花县都是客家人,他发现那里的孩子连广东话都不会讲,只说客家话。那时推广普通话的运动不怎么成功,甚至一个五年级语老师也不会讲普通话。

之后,他又去了上海、西安、延安等地,但被带着参观的都是供外国人游览的地方,所以看不到真实情况。原定在延安逗留两天,由于天气原因,飞机不能起飞,便多留了一日,趁这个时机他走访了乡下,看到那里非常穷。当地人请他进家里坐,他发现农民喝的水脏得不得了,根本没有茶叶,农民穿的衣服也是一个补丁套一个补丁的。

在北京,艾恺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见面。章是他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同事何丙棣教授的清华同窗与好友。10年后,章做了驻美大使,路过芝加哥,访问过芝加哥大学,艾恺曾问章,“你还记得我吗?”还有更巧的事情,艾恺和太太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看到一个人,居然是曾访美的医学代表团成员,他本来在上海,那天恰好来北京。

艾恺去过中国不少地方,走访研究过中国农村的很多地方。他对中国农民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从古至今在中国农村都存在一种特殊的商业现象——农民赶集,这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每个农民都可以算是小商人或者叫企业家。“正因为这种传统,华人才会一到南洋就有所发展,这些人都是底层农民,却能支配当地的经济。”

艾恺觉得,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3年来时,中国没有多少真正的建设,公路、建筑物、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高。1980年来,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势头,开始出现变化;1982年再来时,就看到了明显的变化;1984年以后更是如此。

他举1986年在邹平例子说:“那时候的邹平和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我还记得当时邹平只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晚上9点以后在一家电影院前面有个卖花生米的小摊,这就算是夜生活了。”艾恺回忆说。在1986年的邹平,艾恺这张西方面孔是很希罕的,老百姓对他的态度拘谨而警惕。“尤其是我会说汉语,人家更会怀疑我是不是情报人员啦。”艾恺风趣地说,那时候其实他也有点紧张,怕被误解。

他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贫富差距、农民工、环保方面。“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最关心这方面的问题。”艾恺说。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最近一直在研究反现代化的理论,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等著作,他对现代化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现代化的“好处”审慎地接纳并警视,提出了种种化解现代化弊端的办法。

虽然艾恺成为汉学家是因为梁漱溟,但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却与梁漱溟不一样。1980年,他与梁漱溟对话时,艾恺说:“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艾恺一说完,梁漱溟就很吃惊地“噢哟”了一声。也许是因为艾恺比较怀疑,而梁漱溟一直是比较乐观,认为这个世界变化不会很大。于是艾恺看到梁漱溟这一吃惊的表情也就笑了起来。实际上《最后的儒家》的副题就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正是他对现代化存在怀疑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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