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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要办“五七”干校
发布时间:2012-7-3 17:15:59    阅读次数:3979

                    霞飞

“五七”干校是在“文革”中“改造”干部的场所。那么,“五七”干校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毛泽东的愿望

自从50年代末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是要由苏联的干部子女来当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毛泽东经过观察和思考后,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最初,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59日写的。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19635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写的批语。另一个批语是196412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毛泽东写的这两个批语表明,他把干部参加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的问题,看得很重,并且纳入了他的阶级斗争视野。他认定:干部不劳动,就一定会脱离人民;脱离人民,就一定会变质;变质后的干部,就一定会与工人、农民处于对立状态;出现这种状态,党就会变修,国就会变色。当出现这种危险时,工人、农民会起来把这些干部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当时,他认为,防止中国出现这种情况的最好办法,就是干部参加劳动。他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也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统一组织干部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从林彪的报告到“五七”指示

当历史车轮转入1966年初时,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我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有的地方,干部是下了基层,但下去的那些干部,也是做做样子,并没有真正与工人、农民搞“三同”。同时,他也看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把干部组织起来,切实与工人、农民一起劳动,使干部与工农打成一片的好的组织形式。机关干部都有自己的工作,党的组织、群众团体等各种机关都有自己的业务,干部如果下去劳动时间长了,会耽误机关工作和各项业务,甚至会影响国家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时间短了,起不到让干部接触广大工人、农民,让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目的,也就达不到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目的。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大批干部下到基层,给基层增加了不少麻烦,甚至出现使基层不堪重负的情况。而这个问题,又难以解决。

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对此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思考。毛泽东考虑再三,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好形式。

此时,毛泽东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上,但他对于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一直没有放松。而且,他正考虑,把干部参加劳动问题与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结合起来,找到最好的解决形式。他为了找到这样一个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而动了不少脑筋,也征求了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没有拿出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5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肯定了报告中所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原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53-54页)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19665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对这一指示是十分重视的。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不久,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搞“文化大革命”之上了。

大精简珠的干部安置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贯彻了精简的方针。对于这一方针,毛泽东从各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起,就一直强调。因此,在建立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大批富裕出来的干部。但地方上并没有拿出一个安置这些干部的办法,这些干部仍然在各机构中闲着。

196895,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那时还没建立海南省——笔者注)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部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先下了手。当时毛泽东还是很信任林彪的,林彪借此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在1968年一年之内,很快就在征得毛泽东同意之后,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级单位实行了军管。在这些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亲信。这些军队干部到这18个部后,由他们组织领导班子,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那些没有宣布军管的部,林彪也不放过,他以各种理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军队代表去那些部掌握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也要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核心。这样,林彪在实际上在1968年一年内,就在中央主要部委掌握了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林彪在派军队干部接管这些部时,以精简和以军队代表为核心的借口,排斥原有干部。这些部里原有的干部,他大部分没有安排。这样,就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裕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

毛泽东早在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就对国家各级政权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很不满意,他早就想要精简机构。在建立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的注意力是夺取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实现稳定,还没有集中考虑精简机构的问题。现在,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稳定局面大体出现,在建立中央各部的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毛泽东开始考虑精简的问题了。19687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际上,那时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1969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筹备建立中央各部革命委员会,正处于战备当中。在战备当中,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和酝酿,到19706月,才最终把中央各部的革命委员会定下来。

1970622,中共中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百分之八十二,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百分之十八(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百分之十八,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编制数量——笔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除一些仍保留的部委外,有一些部委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建立革命委员会。它们是: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由国家计委、经委、国务院工交办、国家物委、物资部、地质部、劳动部、统计局、中央安置办公室合并而成。国家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由国家建委、建工部、建材部、中央基建政治部合并而成。一机部革命委员会,由一机部、八机部合并而成。燃料化工部革命委员会,由石油部、化工部、煤炭部合并而成。交通部革命委员会,由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邮政部分合并而成。轻工部革命委员会,由纺织部、一轻部、二轻部合并而成。财政部革命委员会,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合并而成。商业部革命委员会,由商业部、粮食部、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工商局合并而成。外贸部革命委员会,由外贸部、国际贸易促进会合并而成。农林部革命委员会,由农业部、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国务院农林办、中央农村政治部合并而成。这份报告规定,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民委、侨委等政府机构,同时还规定,邮电部的电信部分、国家测绘总山川、气象局、民航总局已经先期划入军队的总参、空军编制。这样,一并一撤,在中央机关里,富裕出来的干部的数量,就更多了。

由于周恩来的坚持,在国务院建立各部的革命委员会时,有些部委保留了原有的名称未变。这些机构是:外交部、国务院办公室、国务院文化组、国务院科教组。周恩来的意见,这些机构不能叫革命委员会,因为那样会妨碍这些机构行使职能。周恩来还提出,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在名称上出现了两个“委员会”,不妥,他的意见,去掉一个委员会,可以直接叫“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这样,在中央部级单位,就乘下了两种名称,一种名称叫革命委员会,一种名称叫部、办、组。但是,既然保留了部、办、组的名称,机构就要精简,原来的编制大大压缩了,把这一快算上,中央机关又多出了不少干部。

中央国家机关在成立新的机构时,直接把一些富裕出来的干部精简下来。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的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样,精简出来的干部的安置,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之间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呢?于是,造反派组织之间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时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逐级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的问题。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也迟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也等待安置的让人挠头的问题。

最先树立的典型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之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干部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干部仍然闲着无事做。当时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考虑来考虑去,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办小工厂,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干部可以分期分批去柳河。去柳河的干部,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易于接受。于是,他们在196857日,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这里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9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一百四十一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三千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30日写了一则批语。毛泽东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573页)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上述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自己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稿后,报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0月初批道:“可用。”10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办,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干校的最后的结局

196810月起,全国各地陆续办了一大批“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也分为几级,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五七”干校也分为几类。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林为主,有的以牧为主……。各地的“五七”干校中还办有加工厂,生产一些轻工业产品,还搞了不少副业生产。各地办的“五七”干校,大多建在当地条件较好的地方。这样,当年或第二年,即可以实现生产自给。一般来说,“五七”干校的机械化程度比当地农村的水平要高许多,生活条件也比当地农民要好一些。但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单调的文化生活、较差的农村生活环境和条件,都使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人感到确实是处在艰难环境之中了。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干部和“牛棚”干部。但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人民日报》编者按中说得更明确:“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这些话实际上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包括通过造反当上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而在造反派的眼里,他们到“五七”干校去劳动,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要求: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而去他们“五七”干校的另一方面的一个重要任务,自然是管一管那些精简下来的干部、老干部、“牛棚”干部。

这样,“五七”干校就有了两种功能,一种是“改造”功能。“改造”的对象,自然是老干部、“牛棚”干部、精简干部。另一种是“锻炼”功能。接受“锻炼”的对象,只是那些造反出身的“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包括通过造反当上各级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的造反派头头。

著名学者、文学家杨绛先生在她写的《干校六记》、《洗澡》中,记述了他们这些被“改造”对象的艰难生活情况,同时,在不经意间,提到了那些监督他们劳动的人,即到干校去“锻炼”兼当“管理者”的人。他们是干校的“领导”们。这些人大约就是那些靠造反起家的人吧。

“五七”干校的两种功能,针对的是两部分不同的人。这两部分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精简干部、“牛棚”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在开始,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他们在干校里,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劳动。连年老体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体力活。他们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也要参加劳动。这部分人中,有的人家里仍然有亲属在城市,但他们一年也难得有机会回城一次。许多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干体力活,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他们的大好年华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一般来说,除了“牛棚”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但由于轮换的比较频繁,也使他们荒废了业务和专业。此外,他们每年往返于城乡之间,心情也是很不舒畅的。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点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那时,“五七”干校实行的是军事管理制度,起床是定时的,然后还要点名,排队出工,收工也要排队,回来后也要点名,休息时间也是定时的,到时间就统一熄灯。由于当时是处于战备时期,“五七”干校也搞一些军事训练,但对广大干部并不发给武器,只是让他们挖壕沟。各地“五七”干校都办有食堂,凡是干校的人,都在食堂吃饭。这一系列的环节,都有人监管。于是,造反派干部们便成了“五七”干校里面大大小小的监管干部。这些“五七”干校的监管干部,一般只在“五七”干校里面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事实上,他们大多数去过“五七”干校后,回来就会被提拔。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也转到了批林之上。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这一时期,既然政治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造反派们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也就不是监管已经被打倒并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老干部们了。加上他们本人也大多不愿意到环境较差、条件艰苦的“五七”干校去,于是,就出现了由造反派为主组成的“五七”干校管理干部大批回城,并且不再返回“五七”干校的现象。同时,那些并非“牛棚”干部,而只是在机构精简中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也在轮换回城后,不愿意再到“五七”干校中去了。

他们中也确实有许多人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患有各种疾病,回城治病、休养,也是有道理的。1971年底和1972年初,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他们的工作。这一做法,给各地做出了一个样子。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动作。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牛棚”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人也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

上述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逐渐冷清下来,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部分农田也荒芜了。有的“五七”干校里,原来住满了人的宿舍里,空了一大半,农业机械闲置在那里生满了锈,牲畜也没有人喂养了,有的干校,则把牲畜大批杀掉吃肉。还有的“五七”干校办的小工厂,则干脆停产。在食堂里吃饭的人和做饭的人,都少了许多。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但当每类学习班一结束时,“五七”干校就又呈现出一派冷清景象,有的则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1976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许多人都说,办“五七”干校是“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手段。当时,中央虽然没有对此下结论,但各地各级“五七”干校却更加冷清了。不少“五七”干校把土地划归当地公社耕种,而他们办学习班时,则大多在城市里找机关会议室来开办。在“五七”干校的干部,也大多把家属安置在城市里,他们本人则成了不经常去干校上班的“通勤干部”。这种情况逐级向上反映后,也没有得到何时、怎样解决的准确答复。

1977105,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109,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招生开学,举行开学典礼。此前中央决定: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其中,汪东兴担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他们都参加了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和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在会上讲了话。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各省、地、县的党校也陆续恢复招生办学。原来的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有的则是在原“五七”干校教职工的基础上,扩大人员后,复办党校。从此,“五七”干校也就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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