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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用国学 周恩来外交艺术中的道家智慧
发布时间:2014-7-21 10:01:16    阅读次数:1076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第一人”,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杰出贡献。他自1949年出任外交部长直至1975年病重,长期战斗在新中国外交第一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周恩来外交风格的关键要素,对此,加拿大学者柯让评论到:“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战略在周的外交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不可忽视”。周恩来自己也坦陈:“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良莠不齐,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与实践,周恩来逐渐确立了有自己“气派”的外交风格,在其中道家思想占据了重要地位,对其外交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道家思想在国人谋略中的根基地位

 


  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三根支柱即儒、道、佛(禅)之一,它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道家创始人老子,被哲学家黑格尔称为“中国第一位哲学家”,科学史学家李约瑟也评价到:“中国如果没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老子》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性智慧,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人生态度、谋略思想、军事思想、美学思想乃至生态意识等都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中国人在谋略方面受老子智慧的滋润、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当代学者张立文曾评论到:道学是韬略之母。思想史学者萨孟武也指出:“兵家思想多处于老子,老子思想以虚为实,以实为虚,虚虚实实,乃用兵之道。”外交同军事一样,只不过是“文打”而已,它也需要战略与战术相配合,也要虚虚实实、避实击虚。


  《老子》中体现出的道家三件法宝之一的“不敢为天下先”对古今政治家的人生哲学和谋划韬略的借鉴意义尤为突出。从人生哲学观之,老子认为人要想成功、获得持久生命,就要善于保持谦下、柔弱的地位,因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下向上、由后至前、由柔弱到刚强的矛盾转化过程;从发展上看,谦下、柔弱最终是要战胜高傲与刚强的。老子谓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以柔制刚,以弱制强,这是老子哲学的一个宝贵原则。从谋划韬略角度看,这一“法宝”要求我们采取一种“后发制人”的韬略,“古之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持,则哀者胜矣。”“后发”的韬略理念有两个好处:一是不易轻敌,又便于动员群众,争取民心; 二是有利于处于“哀兵”地位,可以激发士兵悲愤杀敌的决心,增加反侵略战争的信心。“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正是从“后发”理念引申出来,只有如此,才能改变自己必须应对的不利局面,促使不利变为有利,转危为安。从根本上讲,“后发”是弱者在强者如林的环境中寻求生存的必然法则。

 

 


  二、周恩来对道家思想的接受与领悟

 


  周恩来自幼年开始就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他对道家哲学的接受和领悟,则开始于他在南开学校的成长期间。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者孰是,试言之》中,周恩来表现出了他对道家学说的认同。文章首先批评了儒家、佛家和基督三种学说,随后,他深刻剖析了主张“道”之老聃哲学,说到:“毁灭之可,存亡之可,又何待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哉!曰:是盖有道存焉。何道也?曰:常道也。寒而衣,饥而食,陋而学,长而行,弱而健,老而壮,遵生化之轨,循天地之径,不戕其生,是生存长道也。”在日本求学期间,特别是在阅读了《新青年》上刊载的文章后,更强化了周恩来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道家思想的认同,他表示:“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随着人生历练的不断累积,他对道家哲学有了更深刻的领悟,在1939年他同《战旗》杂志社的曹天风谈话中,点出了道家之人生观和宇宙观之本质看法——“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不为人先”的行事理念在周恩来的生命轨迹中刻下了深深烙印,“不为人先”要求人们保持谦虚谨慎、积极学习的态度,周恩来很早就将“吾人一日三省自身”作为自己的修身明鉴,不断修正错误,使自己进步。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他不仅为自己定下了“活动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座右铭,一辈子鞭策警醒自己;而且还以可贵的自我批评勇气,多次在同志们面前公开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错误为大家所知,并引以为戒。这种人生哲学逐渐融入其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不为人先”的哲学理念不仅使他在党内获得了普遍好评,而且也对其革命事业的成功产生潜移默化了影响。

 

 

 三、周恩来“不为人先”的外交风格

 


  由于我国后起的大国,无论在国际影响力、制度构建力等硬方面,还是国际社会认同和国际融合度等软方面,都与西方国家和苏东国家有较大差距。因此新中国在融入世界政治舞台的进程中,为了能够“低成本”的实现“站起来的外交”,特别是在美苏超级大国的互动中,采取后发制人行动策略,以“柔”克钢、以“弱”胜强,从后发中争取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同我国驻外使节谈话时,点明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在我国外交中的重要价值,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在6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非洲朋友谈话时,特别阐述了中国人办外事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绝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这些言谈既体现了道家哲学对周恩来外交风格的深刻影响,更是他对自己长期外交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


  “后发制人”理念引导下的外交实践为实现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积极利用各种国际舞台表达自己“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原则立场,争取政治主动,只在美国“逼我到墙角”之时,才进行必要的反击。同美国进行军事斗争,要“针锋相对”、“相机而动”,与美国谈判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在后来中苏两党的斗争中,中国同样是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不主动挑起冲突,争取有利态势,周恩来多次赴苏联,同苏共领导人进行交流,特别是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主动与苏联方面接触,了解信息。即使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又于1965年、1969年两次接待柯西金,努力在两党斗争大环境下,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在6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明确提出了“反帝、反修”的外交战略,援助是实施这一战略的外交手段,为使援助这一工具能够更有效的利用,周恩来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和援外技术人员三项原则。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援助外交,旨在通过援助这种“柔”的方法,结交“中间地带”的亚非朋友、扩展国际活动空间,从而“突破”美苏包围,巩固国家独立,这种迂回的战略选择,实质就是在坚持“退避三舍”的原则基础上,有来有往、针锋相对,做好必要准备,同时避免不必要的风险。“不为人先”能够成为周恩来外交风格重要特征,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寓争于不争之中,免于不必要的风险,确立本国良好形象,在不利之中寻得主动,这才是“不为人先”外交风格之本意。


  相比周恩来所面对的国际环境,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从根本上讲,我国依然是一个后起大国,需要应对很多的复杂情况,特别是未来十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期。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使之能够顺利实现,并免于不必要的风险,我们还是应该从周恩来“不为人先”的外交风格中汲取有益养分,在大国关系中,特别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不要主动出击、处处争先,而是要积极寻求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与支持,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这才是我们外交战略的基本。

 

(文章来源:人民网  作者:薛琳  责任编辑: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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