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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公务员考试的糗事
发布时间:2019/1/14 10:32:50    阅读次数:735

 

  1931 年7 月, 国民政府第一届高等考试在南京举行,这也是国民党五院制政府成立后举办的第一次考试,俗称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

 

  “国考”竟然出现试题错误

 

  当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新任主考官兼典试委员会委员长,并声称“为亲历考验,自任第一届考试的主考官,今生决不再任第二次”。考试种类分为普通行政、财务行政、教育行政、警察行政人员考试,以及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等5种。应考资格以国内外大学毕业生为主,又在各省、区及特别市先期举行检定考试。

 

  报名开始后,戴季陶与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商定,本届首选,为奖掖英才,将建议政府破格任命“开科状元”为监察院监察委员。此事经考选委员会委员长兼试务处长陈大齐通过报界公开宣布后,一时消息传遍全国。要知道,那时全国监察委员的名额不过30 人。

 

  考试分两批举行,第一批为普通行政人员考试,占应考人数一半以上。其他四种为第二批,两批总数近万人。首届文官考试时,由于当时考试院的闱场还没有造好,于是考试院把考点选在了南京八府塘的一处大房子里。

 

 

  为显示公允,这次考试采用了扃(jiōng) 闱( 封闭) 制。上自主考官,下至工作人员,全体扃闱一个月。扃闱后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襄试委员于能模入闱后,他的老婆是一个法国人,前来看望丈夫,吃了个闭门羹,她怀疑丈夫是被逮捕了,于是到考试院大吵大闹。第二届依然采用扃闱制。此后,扃闱就不再严格,后来根本废除。 

 

  每一届的高等文官考试都分三次进行。第一试为甄录试,第二试为正试,第三试是口试。一、二两试是笔试,第三试是面试。第一试合格,才能参加第二试,第二试合格再参加第三试。分次淘汰到第三试时,人数已不多,原来数千人已只剩几百人。

 

  应考人员在上午8 时入场。每一考场都有人高举牌子引路,考生鱼贯进场。当时虽已废除封建时代科举考试的搜身制,但监考人员仍仔细察看有无夹带。考场中的防范也很严。监考委员高坐台上,进行监视。每一考场还有四个监考,在场中往来巡视。尽管防范如此之严,仍有人夹带作弊。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样严肃庄重的考试,竟也出现了试题错误。如第三届文官考试,外交领事官的国际法试题把“国际地役”(international servitude,又称“国家地役”,为他国利益通过条约对一国领土主权施加特殊限制的制度)误为“国际地域”。试题发下后,考生中有人站起来问坐在台上的监考委员:“‘地域’是不是‘地役’之误?”那监考委员明知是错,却不正面回答,说:“监考人无权回答,你们如认为‘域’字确为‘役’字之误,按‘役’字意义回答也无不可。”

 

  事后查明这一字之误,是由于印刷的疏忽,但印发前却没有被发现。主考人员难辞其咎,于是主考陈大齐自请处分罚俸3个月,经戴季陶批减为1个月,要知道,他1个月的俸金可是大洋800 元。

 

  戴季陶乱点“状元”

 

  阅卷、计分都是考试中的重要环节。先由襄试委员用蓝笔初阅,再由主持这一科目的典试委员( 由专家、学者充任) 用红笔复阅计分。事先议好评分标准。主考官最后定分用朱笔。

 

  说到阅卷,还有一段趣闻。有一次某一考生的论文,东拉西扯,简直不知所云,某阅卷学者批曰:“雷霆惊锐,冰雪聪明,真是十二分火候。”典试主管对这批语大惑不解,只好拿去请教。这位学者问:“打雷是否打在天上?”答:“是打在天上。”问:“落雪是否落在地下?”答:“是落在地下。”问:“生病发烧厉害时是否胡言乱语?”答:“发高烧时自然是常有谵语的。”某学者说:“那不结了,此批即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烧得胡说八道’也。”

 

  口试伸缩性很大,主考人往往凭个人好恶而定分。第二届考试时,有位应外交官、领事官考试的考生,外语口语不错,很流畅地作了5 分钟演说,但被主考人淘汰。原因是这人打了一条红色领带,主考人认为他不够庄重。第一届外交官、领事官的应考人冯某,长相魁伟,穿着也很得体,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主考人对他印象极好,尽管他笔试分数为最末一名,竟把他提为第三名。

 

  经过一番繁琐的考试程序后,到录取发榜阶段了。按理录取应非常严格,以防止弊病。表面上也确实很严格。如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的女儿,连试数次都名落孙山。第一届考试发榜时,没有一个女性考生被录取。

 

  但录取中也有随意性。第二届普通行政人员考试,计划录取100 名,可是按实际成绩尚不足31 名,于是典试委员长决定一律加2 分至5 分,以凑足100 名。

 

  本来到发榜时,录取名单应是尘埃落定,无所更改,然而戴季陶却乱点“ 鸳鸯谱”。第一届高等考试的“状元”是朱雷章, 当时是戴季陶亲自用朱笔在他的名字上面点了一下。

 

  其实这个“状元”是点错了,按总分来说,分数最高的是教育行政应考人员中的第一名周邦道,可是由于当时排名录时把普通行政人员的名字排在了前面,而朱雷章刚好是普通行政人员中的第一名,于是戴季陶就点了朱雷章为状元,真正总分第一名的周邦道却无缘状元榜。后来发现了这个错误,戴季陶却仍将错就错。朱雷章后来被破格任用为监察委员。

 

  “为国求贤”成笑柄

 

  文官考试制度虽然是遴选人才的正途,但还是有种种弊病。当时流行“考小不考大”的一种说法。就是小官要考,大官不要考。简任级的大官,可以从有“特殊贡献”或“特殊著作”者中遴选,这就为任用私人大开方便之门。

 

  按《文官考试法》规定,凡经考试录取的人员安排到各部门都应“尽先任用,遇缺即补”。但国民政府的各个院、部、委员会、局并不欢迎这些人员,因为他们毕竟是“正途”出身的,大都经过一番苦学磨练,具有一定的知识和工作能力。不像原来机关的那些因人成事、庸碌无能的人员,他们去了自然会影响到这些人员的位置。于是对考试人员进行排斥,即使收下来也只是给钱养着,任其投闲置散。一、二两届考试录取人员中有七八个人分到内政部,很长时间得不到补缺,后来桂系( 广西派) 的黄绍竑担任部长、甘乃光任次长,这些候缺人员才得以实授。

 

  别的部门中分去的考试及格人员在遭到歧视后,就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内容略云:各部会任用人员,“凭一纸八行, 欲荐则荐, 欲简则简”,而考试及格人员则“ 投闲置散”,实令人心寒。

 

  身为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闻此事后竟袖手旁观,不加一词, 对这样的事或回避或迁就甚至变更法令逢迎豪门。如财政部当时有一秘书职位空缺,财政部不是安排考试及格人员去担任,而是安排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送报铨叙部(1930 年1 月成立,隶属考试院,掌管各机关人事机构的管理事项)没有通过任命。孔祥熙又把孔令侃改为“特务秘书”,而国民政府的官制里根本无此官名。

 

  铨叙部去请示戴季陶。戴沉思半晌说:“公务员任用法应该改了,秘书可以改为不受任用资格限制的职务;高考人员‘尽先任用’的规定,应修改成‘考试人员与非考试人员轮流补缺’。你们照这办。”在场的人听了不禁愕然。“这不是逢迎孔祥熙嘛!还是财神的力量大!”

 

  至于考试人员的联名上书,中央政治会议怕扩大影响,令各部会每一科设两名科长或增设荐任科员安排考, 试人员。对于这非驴非马的安置,众人仍不满意。戴季陶训诫道:“总理遗教,‘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考试及格人员,不应患得患失,在名义上争论不休!”这一下堵住了众人之口。

 

  所谓“为国求贤”,原来如此。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wsbl1960)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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