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二，是个星期天。时值京城花红柳绿、百花争艳的春天，本应是踏春或者赏花的好季节。但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使得所有人的目光，转而投向天安门前呐喊的青年学生，投向了赵家楼那场熊熊燃烧着、照亮着中国现代史幽暗前夜的大火。

赵家楼，因为五四运动中北平爱国学生的一把大火而烧得闻名中外。
赵家楼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据地图考:此处原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总长不超过四百米，后被一分为二，前边称前赵家楼胡同，后边则称为后赵家楼胡同。此处曾是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是上海人，在段琪瑞执政时曾任外交总长，当时任交通总长。曾参与向日本大借款，又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而陆宗舆、章宗祥同为“二十一条”谈判的当事者，这二人原籍浙江，都在日本留学，二人又出任过驻日公使。曹汝霖和陆、章三人，一向被视为著名的派人物。

北京档案馆保留了一份京师警察厅有关赵家楼的草图，这是火烧曹宅后由警察厅派人绘制的。从草图上看，赵家楼共有4个门，前赵家楼分别有一个敞门和街门，后赵家楼有一个后门，东边还有一个敞门，曹宅东边紧邻城隍庙街。赵家楼院内建筑中西合璧，分成东院、西院和中院三个院落，看起来非常阔绰，像个大观园一样。自西向东:西式的垂花门餐厅亭廊与中式的平房宅门共处一院，院内共建有各式房屋大大小小几十间，不包括敞门餐厅。在东院还有未竣工的草坪和亭阁。在赵家楼被火烧后，京师警察厅移送京师地方检察厅的检验报告中称:“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总长住宅勘得该宅系路北大门内计三院，共住房五十余间。”这是对火烧事件中心的曹宅最为准确的统计数字，得益于保存至今的馆藏档案。
据记载，院内各种配套设施齐全，西院的建筑风格是西式的。中院的书房客厅和带暗房的小楼高大宽敞；东院建筑风格是中式的，书房、浴室一应俱全。西院与东院分别有树林花园，在后院还有隐匿的地窖，五四当天下午，曹宅的管家燕筱亭带着章宗祥和一位日本人在这里暂时藏匿，曹宅着火后，又被学生揪了出来痛揍一顿。

关于赵家楼名称的来历，在民间有若干个版本的传说，其中有两个最有代表性。一是明代四川内江举人赵文渊在贡院考上了进士，后来当上了文渊阁大学士，在此地建宅并在花园的假山上建了一个亭子和水榭，亭身似楼，在很远处就可看到，因而得名赵家楼；另一说是有个赵姓大户，在此盖了一座三层小楼，胡同因此得名。
笔者于近日又一次重访赵家楼，当年全国瞩目的事件发生地已经面貌迥异。上世纪50年代后曹汝霖旧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楼，即北京军区招待所，现改为赵家楼饭店，门牌是“东城区赵家楼1号”。

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的“供词”，记载了5月3日夜间会议的情形

查1919年鲁迅日记，记载了5月初的天气情况:“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即多云）。”就在5月3日，也就是鲁迅日记描述起风的那天晚上，周予同教授在《五四事件》的文章中描述当时情形:“五月三日的晚上，曾开了一次会议，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从前签字二十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曾秘密地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因为曹、陆的相片在大栅栏等处的照相馆时常看见；而章则任驻日公使，面貌不甚熟悉。”
关于5月3日的会议，馆藏档案中记载了1919年5月10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的“供词”:“五月三日晚七时，大家看见报载日本向中国要青岛，情形危急，不约而同地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了约一千人的，上许多人发表演说。会后，参会人分头各自都准备了白旗，旗子上写着‘归还青岛’、‘青岛一失，中国必亡’等字。”

大会做出四项决议:一是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是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三是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四是集齐天安门，举行学界大。
周予同教授的文章中还提到了五四之前的情景:“四月末旬，……上述的秘密团体的学生们已略有活动，打算做一次运动。”

当时，出现了许多进步学生团体。例如3月23日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该组织是由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许德珩、廖书仓发起，团员39人，多为当时的进步社团国民社和新潮社的成员，以露天演讲和出版刊物等方式在市民中进行宣传。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深入街头，开展了多次爱国活动。
在馆藏档案中，有一份当年学生在市民中散发的传单:“说起来爱国/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能实实在在做的很少/诸位呀/如今日本要夺我们的山东/这就是要吞灭我们中国哩……山东是我们中华的土地/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民都是主人/人家来要我们的土地/我们主人不来争/还靠谁呢/诸位都来争/争不回来不止/这就叫真正爱国哩/愿大家赶紧起来争吧。”

宪兵排长白歧昌的一段报告，记述学生队伍的具体行程

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活动。在活动中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在上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然后，学生举行了。
学生路线，据五四当日一直跟踪着学生们的北洋政府陆军部驻署宪兵排长白歧昌记述:“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
队伍向东折进东交民巷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推举代表向美国公使馆递交陈词，结果遭到军警拦阻。这在5月10日许德珩“供词”中有所描述:“我们由天安门意欲到东交民巷见美国公使，请他转达本国政府替中国在和会主持公道，于是我们列队至东交民巷，进去一个人至英美法各使馆，正值各公使不在，外国巡捕并不准由东交民巷穿行。于是我们就由东交民巷往北去了。我们因东交民巷是中国地竟不准中国人走进，想起中国外交屡次失败，无不与曹汝霖有关，于是大家决定往曹汝霖家闯。”

正如许德珩所说的那样，同学们在东交民巷受阻后，经反复交涉未果，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气氛十分紧张。这时，队伍中不知是谁喊道:“去找曹汝霖算账去！”于是同学们向曹宅所在的赵家楼进发。

据馆藏档案记载:门外驻守的是保安四队的队员，分别把守着曹宅的四个门

去曹宅的途中，因为学生们列队整齐，一路上并没有人拦阻。赵家楼胡同很狭窄，周予同教授是这样描述学生排队前行的情景:“赵家楼的胡同并不阔大，只容得四人一行。”
曹宅由保安警察荷枪实弹地把守。据馆藏档案记载:门外驻守的是保安四队的队员，分别把守着曹宅的四个门，门内挎刀的是保安三队队员。在档案中记载的有名有姓的保安就有28人，此外还有巡警10余人、男仆人9人，总计50余人。

5月4日下午1点左右，曹宅的人接到电话后就布置了防范。既然曹家戒备森严，学生是如何进门的呢？

1919年5月13日，在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处，曹宅管家燕筱亭提供了证词:“（学生们）砸了半天门未砸开，后将窗户玻璃砸破进去的。先进去三四个人，进去的学生将门打开的”。
6月16日，曹宅保安王茂林在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一庭证言:“那日我在曹宅门外担任保护，学生手摇旗子拥来，来势很猛烈，电话都打坏了。我奉长官命令拦阻学生，但学生说他们是为国家不能阻……”

6月22日，在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一庭，由推事孙葆璜讯问，书记官周召棠记录了王茂林、赵虎臣、李昌言等九名到庭保安的证言。李昌言证实，“（学生）砸碎窗子二人托一个人进去，当时我们官长也在场，不让他们上去不行，我们总共有十几人在一块，学生有若干。”

据有的亲历者后来回忆:是匡互生第一个跳入曹宅高大的窗户，打开门后，学生们如同打开闸门的潮水般涌入院内。

当时曹宅的高墙深院中有50余名荷枪实弹的保安警察和巡警看护，貌似壁垒森严，手持白旗的学生进门后的情景又是如何呢？我们仔细查看档案，在一份讯问记录中看到事情的经过。6月20日，在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一庭，推事孙葆璜与曹宅管家燕筱亭的对话帮助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当孙葆璜问道:“拜客去的有没有人？”燕筱亭是这样答复的:“有个丁局长丁士源。学生来了以后，丁局长还没有走。学生打了进来，丁局长对巡警说:怎么不动手打？巡警答: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丁局长说:我说了行不行？巡警答:不行。”

原来，警察并没有接到上级镇压学生的命令，所以没有动手。此外，可能还有保安警察听到了学生们说是为国家而主动闪开的原因。当天，学生人太多，保安警察有的人上去阻拦了，有的人出于同情学生等原因闪开了，欲阻拦的保安警察并没有拦得住学生们下一步的行动。

■在馆藏档案中，清楚地记载了曹汝霖当时正在家中并且乘乱逃跑这一细节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曹宅的第一把火是谁放的？曾经流传过许多的版本，有一种版本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

在馆藏档案中清楚地记载了曹汝霖当时正在家中并且乘乱逃跑这一细节，来自曹汝霖管家张显亭和仆人李福的证言同时证明了这一点。1919年6月20日，在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一庭，推事孙葆璜讯问曹宅管家张显亭:“那天你主人曹汝霖在不在家？”张显亭答:“我主人那天下午3点多钟同章公使（指章宗祥）由公府（指总统府）回家，学生4点多钟到的。砸进门来把章公使打了。我家老太爷挨了几下，我主人藏开了。”

档案还记载了曹宅管家燕筱亭证言:曹汝霖闻听“学生们要”，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还有一种说法是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

仆人李福在审判庭的证言，也证明曹汝霖当天在家。

孙葆璜问:你主人曹汝霖那天几点回家的？

李福答:下午3点多钟回家，我是招呼太太坐车的。

梁润是曹宅司机，他的证言直接证实了当天下午，是他开着车，拉着曹汝霖和章宗祥一同回到曹宅的。

孙葆璜问:5月4在不在家？

梁润答:我刚由总统府回来。

问:你几点钟回来？

答:下午3点多钟回来。

问:几人一块回的？

答:我主人同章公使一块坐汽车回家。

狡猾的曹汝霖在听到叫骂声后，立即从后门溜出来，乘乱换上便装，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

目击曹宅着火的，除了当时现场的学生，还有曹宅的仆人、现场的保安巡警等人，在档案中详细记载了事后目击者们的证言。

1919年6月20日，在京师地方审判厅刑事一庭，推事孙葆璜讯问了曹宅内的三位目击者。

第一个目击者是曹宅管家张显亭。推事孙葆璜问道:“书房烧了，是用什么烧的？”张显亭答:“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着的。”又问:“用汽油点燃围屏有谁看见？”张显亭答:“我家有两桶汽油只剩一桶了。”再追问:“有谁看见？”答:“燕筱亭看见”。

第二个被讯问的是曹宅管家燕筱亭。

孙葆璜问:后来怎么起的火呢？

燕筱亭答:我就带着章公使到地窖里面躲着。我出去叫巡警进来，我说外边不要紧，里头多来人好些。有个日本人中江拍了我肩上一下，他说，有事他可以帮我。我说你进去吧。这中江本是熟人，我叫了巡警回来，在东边墙角不远见火起了……

问:你见火起在什么地方？

答:在东院西北屋书房中门。

问:放火的是哪个学生？

答:我不知。

问:北屋拿报纸燃火的有多少学生？

答:有十几个学生在屋里放火，外边不知有多少？

第三个被讯问的是曹宅司机梁润。

孙葆璜问:后来怎样起的火？

梁润答:汽车在院里搁着，我看守汽车，不敢往别处去，后来我看见东院冒了烟，学生过来把汽车也砸了，我就跑了。

问:怎么起的火？

答:人太多，我没看见。

在档案中，我们并没有找到谁是第一个点燃曹宅火的人，这不仅在当时是未解之谜，到现在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

■曹家的保安三队队长何文贵等人的证言，还原了章宗祥被打后的细节

赵家楼东院书房中门被点燃后，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在地窖中的章宗祥，听见“外边起火”的喊叫声音，从地窖中跑了出来，不料被学生抓了个正着。这时，燕筱亭正在外面找巡警来救章宗祥。档案中记载了6月20日，他在京师地方审判厅刑事一庭的证词:“我又走到地窖不见了章公使。我老太爷被他们打着。我叫巡警把老太爷送后门吧，前门是走不了。我又去劝太太出来，学生们把章公使都打坏了，这是我见的实在情形。听宅里的李妈说章宗祥听见着火，往东跑了，学生们看见说这不是曹汝霖，拥来把他打了，正打时，东洋人中江走进来脱帽行礼说，你们要打就打我。”

燕筱亭闻讯，赶紧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从东院出来，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这家杂货铺只有父子二人，父亲叫庆祥，儿子叫兴玉。庆祥证实:五四当天下午4点多钟，有个30多岁的白胖子扶着身着汗褂、浑身是血的人走店里来，要求“躲避，躲避”。他在警察厅描述道:“躲在后面柜房里……学生瞧见了，头次学生进来，那30多岁的白胖子拿了名片出来，学生看见说不是，就退了，以后学生又来了很多，把我铺子围了……（学生们）二回去，人都满了……有20多人揪出来浑身是血的人。”他说，白胖子燕筱亭在现场“拦也拦不住”。

曹家仆人李福，在街上看见章宗祥被打的。他在证言中说:“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用砖头在门外打”，“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
曹家的保安三队队长何文贵的证言，还原了章宗祥被打后的细节。
当时何文贵正在曹家东南角外边，他看见了学生打章宗祥，于是带了另外9名保安，去搀扶章宗祥。在曹宅门外站岗保安三队队员乌庆林、关荣斌、耆琛、洪全如的证言，也证明了章被打时，日本人护着他坐车去医院的细节。

5月4日当天，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头部挫创、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

曹宅被点燃后，被后来赶到的消防队员从两边将火扑灭，但五四下午燃起的一把火，将曹汝霖宅邸相邻的11间房烧毁，东院也基本上焚毁。之后，当学生们听到警察总监吴炳湘派来的巡警准备缉拿学生的消息，向四处散去。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一个月后，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终于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许德珩在1980年有感而发，为《五四群英》一书写的题词中写道:“泱泱大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这几句话道出了五四青年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博大的爱国情怀，他们值得后人永远的缅怀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