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作者：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斯大林竟意外地死于自己又一次创造的全国恐怖之中。

据我观察，远非贝利亚一人对女性有着病态的胃口……

苏共中央的秘密文件中指出，贝利亚曾经打算苏联建立合资公司，市场经济，并企图从奥地利撤出苏军，与南斯拉夫实现关系正常化……

似乎我们在40年前曾错过了实行市场经济的机会。

我们，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当时谁也不知道斯大林的暴行。相反，我们认为他是我国人民严厉，然而智慧、公正、善于关心人的父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怕他呢？我们将他崇拜如神，敬仰他。我们把能够在他身边工作，都看作是巨大的幸福，看作一种荣誉，得到它之后任何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法报答。对我来说，能够翻译他的每个词，这体现了最高的信任，使我充满了自豪感和巨大的责任感。我努力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想让他满意。他赞许的微笑对我们意义非凡。所以，我父亲的事，我没有把它归到斯大林身上，而是归结到混进他身边的坏人。因为正是斯大林自己的那篇《胜利冲昏头脑》企图制止强制集体化期间的无法无天。他毫不犹豫地清除并处死了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人。亚戈达，贝利亚和其他的刽子手最终为自己的龌龊事情而脑袋搬家。他也毫不留情地惩罚了那些脱离列宁预先做出的决定或者对之进行歪曲的人。

千百万的苏联人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而我则可以说是偶然有幸，千里挑一，被挑选出来在“领袖”的身边工作。

战争年代里，当时我经常被召到斯大林那儿，镇压的数量大大减少了。我认识的人之中，很少有人消失。可怕年代的那些艰难困苦团结了人们，强化了对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人们都以为，那个周围都是敌人和破坏分子的年代不再会回来了。40年代末新一轮逮捕和审判令人觉得没有理由，令人难以理解。谁也不愿相信会出现新的敌人。因为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苏联挺住了。希特勒庞大的战争机器都不能够毁灭它。那么现在谁还敢进行破坏活动？这些破坏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当时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慢慢地产生了怀疑。似乎什么事情不对头，似乎又要教我们自相残杀。有人，但当然不会是斯大林——他是大元帅，总司令，“各族人民领袖”，正处在成就和荣誉的顶峰。

斯大林之死，我感受到十分难过。因为，对我而言，他不仅是国家领导人，列宁的忠实学生，创造了我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生活中所有的一切。我属于直接接触他的少数人之一，曾经坐在他身边，认真倾听他说出来的每个词，努力将他的意思连同全部的语气和音调传达给他的谈话对手。被他排斥之后，我甚至没有感到难过。与我国人民，全人类所承受的无可弥补的损失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我自己没有能够赢得他的留恋？我也没有伤心，虽然我知道，这个孤独、病态般疑心重重的人，连对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儿子根本都从不曾有过留恋之情。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当作他收留的孤儿。我曾经相信，那个半人半神的形象，就像宝贵的遗物一样，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给了我莫大的荣誉，使我能够在他的身边工作。那四年时间恰似一个瞬间。

苏共二十大沉重地打击了这些观念。当我最早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我不愿相信那里面所讲的一切。但是，一旦深入细节，在脑子里检视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的见证，我觉得自己被那个已经推倒的偶像严重欺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