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夏，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六个年头，正是我八路军与日寇在敌后战场鏖战激烈之时，抗战胜利的曙光隐约初现；但也是黎明前的黑暗之际，抗日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残酷的时期。

八路军平西军分区辖区是当时北平地区唯一的抗日根据地，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晋察冀边区在北面强有力的屏障，是华北抗日的最前线，是八路军向热河、察哈尔前进的阵地；是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重要阵地；也是冀中十分区的战略后方，被抗日军民誉为“插在华北敌后的一把尖刀”。

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我这个1937年参加革命的“小鬼”，当时是平西军分区司令部的侦察股长。

一天，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急电密告平西军分区，要求分区情报部门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尽可能掌握日军平汉（北平—汉口）铁路有关军用列车的详细情况，并及时上报军区情报部，以便转发同盟国美军一方。已确知当时美空军早已集结兵力，准备随时轰炸这条运输线上的日军军用列车。军区电文中说，为保证顺利实施这一方案，应当在涿州到保定这一地段内，尽快建立起八路军的谍报组织，便于搜集到华北日军军列的情报；电文中还要求军分区立即派遣得力干部亲自建立敌后谍报站，以确保这一急迫而无比重要的任务得以完成。

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张肪（这是他当时的化名，实为张学良将军的亲弟弟张学思将军）将这一危险但又极其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清楚地知道，要想为美空军轰炸机提供及时可靠的军列运输情报，必须要在日寇内部交通运输线的指挥中枢中，建立一个可靠的谍报组织。这样才能最大限度、提前准确地获知日军军列情报。而在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经各方了解和查阅资料，我从掌握的敌伪材料中得知：高碑店车站的中国站长董炳琪（当时日寇配置：日本人为正站长，中国人为副站长），是可以突破的对象。他的妹妹在军分区后勤处工作，其妹夫是位红军时期的干部，也在分区工作，利用他们打通董这一渠道，算是有利的条件之一；其次董炳琪有吸大烟的嗜好，收入不高（当时日寇是用“混合面”付他薪水，没有现金），而开销甚大，经济上时感捉襟见肘；加上董本人抗战前在高碑店几个学校曾经都任过教，在当地算是一位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当地的年轻人都叫他为“董老师”。我当时只有21岁，抗战前是保定同仁中学的学生，扮成学生去向他做工作，自然轻车熟路，十分相像。

我们全股参谋和站长们经过彻夜研究，最后决定在平汉线上的高碑店车站下手。我将以上计划向分区首长汇报后，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我抓紧时间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做了一身合适的学生装；仿制了一份日伪高碑店地区的“良民证”；携带了一份军分区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刘道生签发的盖有大印的委任状和一封董炳琪之妹写给他的家信，此外，还带了现大洋50元，趁着月光，离开了山区根据地，直奔房（山）涞（水）涿（州）平原的敌伪占领区去了。

因我从事多年情报工作，也曾多次化装进入高碑店进行过侦察，故对高碑店敌伪的哨卡布局十分熟悉。当天是高碑店的大集，我没有用“良民证”就顺利地通过日伪军的几道关卡，径直到了高碑店火车站。

我架好了自行车，镇定了一下情绪，手提小包，直奔写有“站长”牌子的办公室。推开办公室的门，不由一怔：只见屋子里有三、四个日本鬼子正在叽里咕噜的讲着什么，随着“什么的干活”的发问声，我极力镇静地回答：“我找董老师。”

一个鬼子军官用手指了指隔壁：“那边的！”

我连忙退了出来，随即推开隔壁的房门。因为董的妹妹曾向我详细地介绍过其兄的相貌，说她哥哥董炳琪是个“瘦高条儿”，所以我马上就判断出几人中，那个坐在办公桌前黑黑瘦瘦的人，无疑就是董炳琪。

我向前热情地喊了一声“董老师您好！”，接着说“我是您的学生，您还认识我吗？”他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迟疑的神态。

见他在竭力回想着什么，我连忙自我介绍说：“我叫刘晓九，现在北平师大读书，这次回家探亲，父亲令我前来看望老师”。董炳琪看到我拎着沉甸甸的一个小包，眼光由狐疑转为欣喜，也就顺水推舟地认可了我这位“学生”。他热情地迎上来握着我的手寒暄一番，看着四周无人，我小声对他说：“我从顺河庄老师家中来，师母大人有事让老师回去一趟”，他稍加考虑，然后到日本站长那屋去请好了假，便同我一起骑车到了高碑店车站南边五六里的顺河庄——董炳琪的家。

这是一座整齐清洁的四合院，位于平汉铁路的东边。进到上房，我马上掏出了其妹的亲笔信，交给了他。他只看了几行，手就抖动起来，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说道：“你……你真是胆子太大了！你可是要连累我们全家的啊……”

此时我向前跨了两步，紧紧地抓住他的手，面带微笑说：“董老师，老大哥，请原谅兄弟的冒昧。我开诚布公地对您说吧！我是八路军，而且是一个部门的‘长官’，我和您妹妹在一起工作。她常常对我提及您，说您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在这里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您虽然现在身居伪职，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我知道作为中国人，您一直心存报国之心，也想为人民做一点好事，我想，您绝不会让我失望吧？我完全相信，打日本，救中国，也是您的心愿，我们是一定会走到一起来的……”。

我一口气说完后，又从停在院内的自行车前把手的空管中取出了分区首长的委任状递给了他。见到这个委任状，董炳琪的脸色更加苍白，全身不停的抖动，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干，也干不了，请老弟立即回去，我可以送你走，送你过日本人关卡……”

我十分清楚：在这样的关头决不能退缩，否则前功尽弃！于是我再一次握住他的手，脸虽带笑容，话却斩钉截铁：“董老师，我的来意您已经明白，我的决心您也可以看出来。我既然奉上级的命令来到您这里，就是要有一个满意的结果，好回去向上级交代，也好向您妹妹交代，没有您的准话，那是断难打发我离开这儿的。一天谈不成，我就一天不离开这里，十天谈不成，我就在您家住十天。我想，您是绝不会将兄弟出卖给日本人的吧？再说日本人要是知道您的亲妹妹是八路军干部，对您可没有任何好处，那可是关系您全家老小的性命啊！”

我的这一大段软中带硬的话，反倒使他镇静了下来，他不那么哆嗦了，脸色也似乎好了一些。他对我说：“走，到里屋去坐，”于是将我拉到内室关上房门，坐在炕头上问我：“你们究竟要我干些什么事情呢？”

我见事情有了眉目，于是从小包中取出那50块大洋，放在他的面前，轻声对他说：“董老师，我们迫切需要知道有关日本军列的各种情报，比如军列的发车行驶时间；某次军列的车厢数和货物种类等等，我们将会派专人来您这里取情报，你俩保持单线联系。我们首长说了，从您开始做工作的日子起，我们委托绝对可靠的关系，每月给您送大洋若干作为工作经费。您尽管放心，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连您的妹妹也不会知道。交您完成的任务并不复杂，而您作为车站的中心站长，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这个情报的。”

此时，董炳琪的情绪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但他又提出：日本鬼子的军列经常属于临时加车，往往不在编制计划内，搜集起来会有些难度。我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中方副站长属于车站负责人，应当能够掌握这样的消息，当然也要有些勇气和做抗日工作的热情，千方百计尽力去搜集情报。他这时不断地点头，表示了同意。随后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情报送出的途径和种种应该注意的事项，初步决定自高碑店车站开始，每5~7里地设一个情报点，逐站将情报转送至平西根据地。等到他的接头人落实后会立即和他联系，并定下了他们的接头暗号。

交谈良久后，我看董炳琪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在即将告别的时候，恳切地对他说：“董老师，您是明白人，眼下日寇表面上看来猖狂，但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必定会失败的结局。您如果从现在起为抗日多做一件事，您就是抗日的有功之臣，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是不会忘记你的。”

董炳琪听后站起身来，走到我的面前拉住我的手说道：“共产党八路军功在国家，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有共产党八路军，中国就亡不了。我妹妹在八路军，我家就是抗属，我虽属伪职，但从未做过对不起中国人良心的事。”说完，他又挺不好意思的说：“刚才……刚才实在是太突然……其实……”

见他如此，我安慰他说：“抗日不分早晚先后，任何时候只要为抗日工作出力都不晚。”说完我俩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时已过晌，他骑车将我送出日本人的关卡，我连夜返回司令部驻地。翌日，我向分区首长做了汇报，因圆满完成了这次任务而受到了嘉奖。

不久，连通平西抗日根据地和高碑店车站的谍报网就迅速建立并立即投入了工作：董炳琪先将情报交给车站附近一化装情报员，他再火速送出，然后一站站地传递到平西军分区，速度之快往往不需一天。分区得到情报后则迅速电告晋察冀军区情报部，并立即转告美军航空兵。

在董炳琪担任高碑店车站谍报站长的那段时间里，他先后提供过十多次重要军列运输情报，而且美军航空队也确实对平汉铁路沿线、保定以北、涿县以南地区进行过多次轰炸，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每当听到日本军列挨炸的消息时，我都不禁想到：这其中，或许就有董炳琪的一份功劳吧！

1943年底，董炳琪被日寇秘密逮捕。后来，我地下党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而没能成功。据事后得知：他违反了谍报工作的纪律，没有严格遵循当初我再三向他强调的“单线联系”的工作原则，擅自发展了一名扳道工替他传递情报，后被日本特务机关察觉。因案情重大，董炳琪被送往北平侵华日军特务机关总部，受尽严刑拷问，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最后惨死在狱中。

闻听此事后，我想：董炳琪先生虽先任伪职，后在我党晓以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的感召下，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为抗日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也算是终保晚节，青史留名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偶尔回忆起这段往事，我还常常感念这位为抗日事业而献身了的老先生。

后续：一篇文章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1984年，我从海军航空兵顾问职位上离休，住进干休所。子女和老伴见我过不惯赋闲生活，就鼓动我写回忆录。但由于战争年代南征北战，行军打仗的条件艰苦，仅有的一点文字纪录（比如日记）都遗失了，很多有意义的事件要么时间不准确，要么人名记不住，让我每日提笔难下笔。正在为难之际，突然想到：为什么不从记忆的海中撷取几朵浪花，记录成文？这样一想，思路马上通畅了。

我先写了“张学思将军指挥抢粮”，很快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还借此和失散多年的老战友重新恢复了联系。后来我又想起当年自己孤身独胆，深入敌后建立谍报站的过程，就想写篇回忆文章。但尽管我绞尽脑汁，除了回忆起那位被我发展成八路军谍报人员的站长姓董，家住高碑店顺河庄以外，由于年代太久，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回忆不起来了。怎么办？历史容不得半点水分，一定要尽可能准确！恰巧此时，在某公司作纪检工作的二儿子要到保定和高碑店地区搞外调工作，于是我就托他一定要找到“顺河庄”这个村子，打听到那位姓董的当年的敌伪站长家，把他的姓名搞清，再看看他的后人如今怎样了。

二儿子果然不负我望。他辗转来到顺河庄，看到几位在村口影壁下晒太阳的老人，就向他们打听这位当年的敌伪董站长。“知道！知道！不就是董炳琪家吗？”老人们纷纷表示认识他，又你一言他一语地介绍说：董的女儿解放前就嫁到外地，很少回来；他已经去世的儿子曾是山东某大学校长；现在只有董的两个孙子在老家种地。随后，有人自告奋勇把我儿子领到了董家。

那是一座破败的农家小院，东倒西歪的土坯房，墙上泥土剥落，院墙露着豁口；满地狼籍，屋内昏暗，除了靠墙的几件农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家里只有董炳琪的孙媳妇在家，她告诉我儿子：董的两个孙子都下地了，家里只有她一人。

我儿子见她家墙上有两个镜框，镶有一些发黄的老照片，就上前去看。董的孙媳妇过来介绍照片上的人物，并告诉我儿子：董的儿子原来是山东某大学校长，“文革”时受冲击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清理阶级队伍”时发现他家是“伪属”，他妻子也就是董炳琪的儿媳被开除公职，带着孩子被遣返回老家务农；董的两个孙子因为是“黑五类”而受尽歧视，无论参军、招工都没他们的份，更别提入团入党了。后来董的儿子儿媳都去世了，只留下孙辈的他们，仍然没有摘掉“伪属”的帽子。

我二儿子把董炳琪参加八路军抗日工作的经历告诉了她，怕她理解不了还特意把我家的电话、地址都留给了她，把自己身上不多的钱也全都留给了她，让她一定转告她丈夫和小叔子：可以到北京找我，我可以为董炳琪作证，帮助他们家“摘帽”。

听二儿子叙述他此行过程，更坚定了我尽快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决心。很快这篇“建立敌后谍报站”就已成文，并刊登在《中国老年》杂志上。尽管这期间董炳琪的孙子没来找过我，我还是按董炳琪老家的地址寄了一份杂志给他孙子们，让他们找有关部门落实政策。

一天，河北新城县（高碑店）县政府派来两个外调人员来我家。他们说：他们那里有些离休老干部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因为他们当中就有当年处理董炳琪伪属身份的参与人，均感到十分震惊；加上董的孙子们找到县里要求落实政策，所以领导派他们来外调。

我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发展董炳琪参加抗日谍报工作的过程，充分肯定了他在当时打击日寇、配合盟军轰炸日寇军列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向他们解释：由于我党谍报工作的特殊性和出于保密需要，只有我和几位军分区领导知道董炳琪的谍报员身份，才造成了历史的误会。我还提供给他们一个情况：原北京军区副司令萧文玖将军和海军航空兵参谋长纪亭榭将军，当年都是平西军分区的领导，他们都可以作为旁证。后来这两位外调人员又去他们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最后在北京军区和海军开具了政治机关证明，顺利完成了外调任务。

过了一段时间，两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找到我家，拿着大包小包的杂粮、香油等，进门就“扑腾”一下给我跪了下来。我连忙把他俩扶起，细问才知道：他俩就是董炳琪的孙子。不久前，他们家被落实了政策，由“伪属”改为“抗日烈属”，户口都回迁到了济南，也都分配了工作；他俩的父亲（董炳琪的当大学校长的儿子）被落实了政策，补发了欠他的工资和应给后代的抚恤金，以及他母亲被开除公职多年应得的工资。他们全家都万分感激我，说我能在几十年后主动找到他们家，并写了这篇救了他们一家的文章。今天，如果他们的爷爷地下有知，在九泉之下也会瞑目了。

闻听此言后，我无限感慨地对家人说：“如果这篇文章能早几十年写成并发表，董炳琪老先生的后人要少受多少磨难啊！”（口述/刘世雄   整理/刘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