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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治理之局
发布时间:2014-9-2 15:26:05    阅读次数:1199

 

                
  

  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依然是个没有解开的“局”
  数十年的污染史与治理史相伴相随,各级政府绞尽脑汁的督促,各路专家五花八门的药方,各类企业心思各异的打算,但结果却依然是边治理边污染的现状。湘江治理的“江湖”里各种利益体间有说不清的“纷争”,也有道不明的困惑。
  尽管如此,保护母亲河“一江清水”,依然是湖南各方关注的热点领域。2013年,湘江治理成为湖南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并出台《湖南省湘江污染防治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有了具体操作指南,这被外界认为湘江治理进入全新阶段。
  4月30日,湖南省政协举行的“加快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专题协商会上,湖南省省长杜家毫在听取来自湖南各个层面的政协委员的“放炮”建言后表示,湖南不靠海,7200万人民就守着“四水一湖”,如果不能把水环境保护好,将严重影响湖南的生存与发展。
  湘江污染顽疾能否治愈?各方充满期待。

 

  上下游城市“暗战”
  关于湘江的源头,以前有多种说法,主要争论焦点是在广西还是湖南。直到2011年,水利部正式确认湖南永州蓝山县紫良瑶族自治乡为湘江源头,才给这场争论画上句号。
  从永州境内起,湘江途经衡阳、湘潭、株洲、长沙、岳阳等6个地级市,北上穿行湖南全境,入洞庭,通长江。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省6成人口和8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亦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是目前中国重金属污染重灾区。
  现在湘江治理形成的共识是:保护和治理湘江,生态是本,源头和上游地区是根。在GDP考核机制驱动下,区域经济发展是要“金山银山”还是要“青山绿水”,这是对上游城市的巨大考验。
  省政协委员、永州市政协主席唐定认为,湖南要尽快出台湘江流域下游地区补偿上游地区的实施办法,推动湘江区域上游城市绿色生态发展。
  唐定曾经长时间担任湖南四大产锰区——永州市零陵区的区委书记,零陵区的锰渣也正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来源之一,对于区域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和“环境污染”的取舍曾长时间焦灼着他。
就是在永州境内的湘江一级支流石期河上,上下游都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其上游依然可见唐代文学大家柳宗元《永州八记》之小石潭记里的“青枝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的景色;但在石期河下游,宜人的风景逐渐被矿区的疮痍代替。
  在永州零陵区锰矿产区里堆积的锰渣超过500万吨,如下雨就会有尾渣冲进石期河,最终给湘江带来锰金属污染。尽管如此,石期河上游的人依然会“羡慕”下游的人,因为锰矿开采给当地带来的财富。
  其实在2013年4月执行《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表示要出台湘江流域下游地区补偿上游地区的实施办法。唐定介绍,目前湖南还没出台具体的补偿办法,但在河北省就已经实行流域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办法,实行跨界断面水质目标考核,明确生态补偿金标准,由财政部门国库结算扣缴补偿金。
  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熊如意表达了类似意见,他认为没有具体实施细则,这让湘江水质保护的上下游政府间的联动机制大打折扣,熊如意建议研究细化《条例》执行的具体模式,将污染指数的考核与所在地政府的补偿责任挂钩。
  “如水资源的补偿标准,可按全省1立方米水平均产生的财政收入对上游地区为水生态保护而牺牲的社会和经济利益予以弥补。”唐定说,实施时要按照双向补偿原则,即监测点断面水质超标时由上游给予下游补偿,而断面水质优于控制指标时由下游给予上游补偿。
  唐定只能代表上游经济相对落后城市发出声音,一年前《条例》出台,一年后实施细则依然没下文,或许本身就体现了生态补偿在城市间实行并不容易,毕竟谁也不想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拿出”,谁也不想轻易放缓城市经济发展速度。
  

  角力千亿资金背后
  今年3月,湖南省政协曾就“加快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组织调研组深入到永州、衡阳、郴州的8个县区17个点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湘江治理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招式”,相同的是每个地方资金投入都短缺。
  有重金属污染源治理项目曾因经费问题,长时间“闲置”无法处理。衡阳原松梅冶炼厂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关闭。但多年生产遗留下来大量铬渣一直露天堆放,长期日晒雨淋。尽管在2005年就进入原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全国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的范围,但是因为资金问题,在2011年才实质性地开展。
  衡阳原松梅冶炼厂铬渣治理反映的是目前湘江区域重金属治理项目的资金来源现状,主要靠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和地方、企业配套解决,一般是先申报,在取得资金支持后再实施项目,这种模式已经显现出弊端。
  数据显示,2011年,国务院批复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这让湘江成为全国首个国家层面主导的重金属治理“试验田”,其中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2012年湖南政府印发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2012-2015年),确定的项目有856个,投资505亿元。
  现阶段湘江重金属治理的核心任务是污染源控制,而进入“十三五”以后,重心才会转到真正大面积开展已污染流域及土壤的生态恢复。就曾有业内人士保守估计,湘江区域整个治污工作持续下来将耗资4000亿元以上。
  面对上级政府千亿资金投入,申报专项资金成了某些地方、企业“钻研的学问”。省政协委员、郴州高新区管委会总工程师范国强曾经在县里做过副县长,也做过郴州市科技局副局长,很熟悉“其中套路”。他介绍,申报资金存在过度包装现象,习惯性夸大项目的重要性和污染程度,这样造成真正需要资金的地方申报不到资金的情况。
  目前湘江治理也是遵循“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环保原则,一些本应由企业投资治理的项目不积极治理,形成了“等上面来政策,靠政府帮治理,要国家投资金”的“等、靠、要”的不良风气,让范国强忧心的是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
  还有一种现象是,一些地方为了“找项目”争取资金,争取资金要经过可研编制、技术方案论证、设计、施工招投标等程序,要花费较多的前期费用和时间,使得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对此,熊如意认为,要将重金属治理资金的支持模式转变为“以奖代补”的模式,即企业自行先治理再由根据投资规模和治理效果评估,政府给相应的奖励。

 

  “迁”或“不迁”的困惑
  “清水塘没得到治理,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不能说是成功的”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的这句话说出了株洲清水塘治理的严峻性。
  株洲清水塘在1953年就成为国家“一五”期间重点建设工业区,这里有192家涵盖冶炼、化工、建材、能源等行业的企业。其中株冶集团是全国最大的铅锌生产基地,中盐株化是湖南最大的基本化学原料生产基地,中成化工是全球最大的保险粉生产基地,柳化桂成是湖南大型氮肥生产厂家,旗滨玻璃是湖南最大的玻璃生产厂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累计给国家上缴利税480多亿元,在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成为全国有名的污染区,也成为湘江流域最大的污染源头。
  近几年清水塘污染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在省政协委员、株洲市政协主席黄曙光看来,这种“打补丁”的办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实施绿色搬迁,换上一件“新衣服”,才能消除污染源,才能根治污染。
  为此,在2013年株洲市政府委托中国城市设计院、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等专业机构编制了《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实施方案》,根据方案这里有112家企业需要搬迁改造。其中株冶集团、株洲电厂等7家企业搬至攸县工业集中区,中盐株化等12家化工企业搬至长沙铜官循环经济产业园,旗滨玻璃等6家企业搬至醴陵经济开发区。
  黄曙光介绍,株洲希望省政府可以尽快批复《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实施方案》,并报国家发改委、环保部等国家部委,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当地政府寻求更高政治层面的支持,其背后是清水塘企业搬迁面临的困惑。
  中盐株化一位一直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清水塘地区化工企业搬迁协调工作已经停止了很久,这让规划中准备搬迁的12家化工企业陷入尴尬境地:企业的搬迁准备工作无法开展,但又不能在清水塘做长远经营打算,连企业员工思想情绪都不稳定。
  2011年当时的省政府在研究清水塘老工业区化工企业搬迁时,在搬去岳阳、攸县、长沙铜官循环经济产业园三个方案里,知情人士透露,在当时省政府一主要领导的力主下定在了长沙,这也是清水塘化工企业最愿意接受的方案。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目前清水塘化工企业搬迁陷入停滞。
  规划搬去攸县的株冶集团、株洲电厂,目前也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动作。清水塘企业的搬迁是整个湘江区域污染企业搬迁困惑的缩影。企业搬迁,会不会带着污染一起走?这是每个人都担心的,事实上类似的事情在湘江流域已经发生过。
  对此,黄曙光认为,企业的绿色搬迁,归根到底要企业技术升级换代,要以搬迁为契机推动企业的绿色转型,这才是清水塘企业搬迁的价值所在。

  现在湘江治理形成的共识是:保护和治理湘江,生态是本,源头和上游地区是根。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 作者:黄琪晨

责任编辑:江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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