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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聚焦——美军镜头下的中国远征军
发布时间:2014-6-18 11:14:32    阅读次数:5411

 

2012年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70周年。鲜为人知的是,有一群拿着特殊 “武器”的美国大兵也曾参与其中,活跃在中国的滇西及缅甸、印度战区。他们亲历了无数险境,冒着生命危险将亲眼所见定格成一瞬间。他们的战果为今天反观战争与历史的人们留下了传奇的见证,而他们本身也成为一个战地传奇。

 

 

1942年3月,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为保护中国与盟国的最后陆上国际交通运输线——滇缅公路,约10.3万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大战历时3年零3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近20万人。

美国在此期间派出了一支4000人的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团,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和武器培训,帮助中国远征军打赢怒江战役,夺回1941年失手的滇缅公路。

在这个4000多人的美军顾问团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美军通信兵第164照相连。这是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便组建的兵种,使用当时才发明不久的照相机和胶片摄影机全方位拍摄战争。他们是军人,却不拿枪上战场,活跃在有美国参战的世界各地,记录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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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士兵共同射击日本飞机

 

第164连共有250人,包括军官、士兵、摄影师等。他们的第一批前线人员于1943年12月到达中缅印战区,而后分成小分队,活跃在战区的每一个兵站。从印度加尔各答到缅甸密支那,从早期的列多公路到后来开通至昆明的史迪威公路。他们和大部队一起在枪林弹雨中穿行,同时按下快门。

日本人曾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出现过三次所谓的“玉碎战”,战事激烈,也是日本军队被全部消灭的战役。这三次战役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甸北部的密支那,而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军队打下来的。美国通信兵的镜头跟随并记录下了这些战役。

 

有血腥也有人性

格林伯格1919年出生于纽约,21岁应征入伍。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宣布参战,他被编到了第164照相连。

他是第一批在大西洋畔弗吉尼亚州登上“苏格兰快艇”号的通信兵之一。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前往的地方叫“中国”,直到军官给他们人手发了一本小册子,让他们学习印度和中国的“行为准则”,东亚国家的神秘面纱才在他们面前慢慢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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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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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野猴子爬上中国士兵的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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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兵使用美军最新的无线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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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人与中国孩子成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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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士兵在训练遭遇空袭时迅速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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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中国空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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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人示范火焰喷射器操作

 

格林伯格所学到的“中国行为准则”包括自然、有礼貌、尽量学说中国话。没过多久,他就融入了战地生活,和中国士兵打成一片。他学会了很多中文,甚至包括一些云南方言,并乐于用中文和当地老百姓交流。

他自己最喜欢的照片是在某次行军时拍摄的。照片中,他与两个中国士兵站在一起,其中一个挑着粮食,另一个挑着竹筒,是盛水用的。而格林伯格也是一副入乡随俗的打扮:脚穿草编凉鞋、头顶中国马夫帽,看上去就和身边的中国士兵差不多。

这么打扮是有原因的。当时日军以10万元高额悬赏美国人的人头,因此他们必须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中国人。许多美国士兵因为戴着钢盔而被日军狙击手打死。格林伯格的长官就是这样牺牲的。

日军潜入美军驻地后,但凡看到用睡袋的人,就知道是美国士兵,然后用刀残忍地割破他们的喉咙。格林伯格说:“可怜的日本人,是一群羞于面对照相机镜头的族类,因此很难拍到他们的什么影像,摄影兵们仅能拍摄到几具日军死尸而已。”

格林伯格亲眼见过许多恐怖的场景,但在他镜头下,还有许多是关于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洗衣服、带孩子,关于他们如何在战争中幸存,在苦难的同时也保持乐观的画面。因为这就是生活。这些关乎人性的东西,也是战争的一部分。

在按下快门前,格林伯格总会用并不流利的中文礼貌地打招呼说:“朋友,我要照相”、“谢谢”。这是他的拍摄“诀窍”——能让原本警惕的人们即使面对陌生美国人的镜头,也能放松戒备。在他的镜头下,人们的神态都很放松,有的甚至还在微笑。

事实上,除了格林伯格,其他的通信兵也留下了大量中美军人间的交往和战时的生活百态——例如美国军医为中国士兵体检,美国军需官给中国士兵发胶鞋、袜子、防蚊网等日常用品,给少数民族派发香烟、帮助修建流动厕所和废品收购机构,美中两国后勤人员到藏区选购军马,与藏民用现钞交易等等。

 

 

小兵临死前说“没关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21岁的自由摄影记者戴维·奎德是个“小眼镜儿”,但是却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一心报国。于是他让朋友写信“托关系”入伍,成为通信兵部队的一名上士。

前往缅甸是奎德自己主动要求的,他相信在丛林战场一定会有惊心动魄的历险。进入第164照相连后,由于不满足自己得到的装备只有一架相机,而不是来复枪,“不安分”的奎德自告奋勇要到最前线去。这样,他拿到史迪威将军的亲笔签名批准,和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同行,与中国军人同吃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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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将军看望伤残的中国军人

 

同在出生入死的前线,两国战士既是盟友,也会为军人的荣誉一争高下,从平日生活的鸡毛蒜皮小事,到生死一线间的战场,都是如此。奎德和中国军人肆无忌惮无所不谈,经常互相开玩笑。有句话美国军人喜欢挂在嘴边:“美国babe(美女),顶呱呱。”中国军人也不甘示弱:“中国babe,顶好。”

偶尔,玩笑也会开得过火。每次吃饭,奎德都不爱用筷子,因为他觉得使筷子不如汤勺吃饭快。这个习惯差异让两国军人同桌吃饭变成了一场比谁最先吃完的竞赛。

一天中午,奎德注意到身边的一名中国上尉端着饭碗,狼吞虎咽地把饭倒进嘴里,眼看就要吃完了。他忍不住捅了捅对方,大声说道:“饭桶!”

这下捅了马蜂窝,饭桌上变得鸦雀无声,觉得很丢面子的中国军官放下碗,怒气冲冲地拔出卡宾枪,转身对着空地“砰!砰!砰!”连开几枪,然后把冒青烟的枪口最准奎德的眉心。原本热闹的午餐气氛降至冰点。“我注意到,他的下巴还粘着颗饭粒。”奎德笑了:“我已经和中国军队在一起很长时间,丢次脸也没什么。也许是看见我的眼睛变成了斗鸡眼,中国上尉最后把枪放下了。”

对于战场上亲眼目睹的死伤,奎德记忆最深的,是攻打密支那时一名中国小兵的阵亡。攻城战打响后,躲在城内一座建筑里的日军朝进攻的中国军队开火,中国士兵推出一门很古老的大炮。在奎德看来,那门架在木头轮子上的火炮简直就是一个清朝古董,但那是中国军队唯一的重武器。

混战中,奎德和战友躲进一座掩体,朝外望去,他看见一名身材瘦小的中国小兵朝自己跑来。他显然还只是个孩子,上身穿着降落伞绸布做的白色衬衫,短裤也是用蓝色降落伞缝制的,肩上的扁担两头挑着装有手榴弹的木箱。眼看着日军的冲锋枪扫射过来,奎德用自己有限的中文朝他大喊:“朋友,朋友,down(卧倒),down,不好!不好!”可是小兵依旧扛着扁担不放,拼命向前冲。

等他跑到近处时,“啪!啪!啪!”冲锋枪的子弹也追了上来。小兵看了一眼躲在掩体后的奎德说:“美国兵,胆小。”就在这一刹那,子弹击中了他后背,奎德赶忙把小兵拉进掩体。扶着孩子瘦弱的身体,涌出的鲜血染红了他单薄的衣服,看到伤势严重,奎德靠近他低声说:“朋友,不好。”小兵仰起头看着他的眼睛,回答道:“没有关系……”奎德就这样看着他牺牲了。

 

靠近些,再靠近些!

第164照相连的技术军士维克多·索劳是战地摄影的活跃分子,他是动态影像部高手之一。他的许多故事恰恰是要靠那些他没有能够拍到的照片来讲述的。他在随军拍摄松山对日作战行动中(松山战役最后是靠炸药解决了战斗),每天汗流浃背地在附近一个山头上等待机会,想要拍摄到第14航空大队P-40轰炸机对龟缩在松山阵地中的日军轰炸扫射的全景纪录片,这个空袭行动本应该在几分钟内完成,然而每天的局势变幻莫测总是拖延了轰炸行动。直到第四天他差点决定放弃,这通常是命运的选择,轰炸机群在第五天倾巢而出,俯冲向松山的日军阵地……

在另外一次战地拍摄任务中,索劳巧妙地摆脱了两名负责他安全的中国士兵的严密看护,那次是在重庆电台播出龙陵已被攻克的消息之际。当时街道中实际上还不停地响着枪声,索劳却奋不顾身地一头冲了出去,试图抓拍到一些这场战役的最佳照片。夜晚,索劳独自一人露宿街头,第二天一早,传来了日军仍然在龙陵某些街区出没的紧张消息,他赶紧将摄影器材装上他的马背赶快跑回美军营地。他逃得正是时候,刚一离开,身后就是一片密集的机关枪扫射。他为这次徒劳而归找了一个借口:“当时盟军正在发动诺曼底登陆,我弄出一些新闻来,万一抢了欧洲战场的风头就不太好了。”

技术军士丹尼尔·诺瓦克从密支那到腊戍,一路都跟随中国驻印军同行,详细记录了整个战役全过程。他是和第一支乘滑翔机到达密支那抢占机场的美军部队——航空工兵营一起降落的。诺瓦克生动地拍摄了美军滑翔机队冒着枪林弹雨在跑道一端,日军在另一端降落并卸下武器装备的情景。其实,诺瓦克最“牛”的影片在八莫,就在距离日军阵地战壕125码的战场上,他记录了美军P-47战斗机采用俯冲轰炸的战术对他眼前的日军阵地进行轮番攻击的场景,抢拍到炸弹掀起的爆炸巨浪。

第164照相连的二等兵汤姆·范宁更是有一个精彩故事:他长时间藏在一棵大树上拍摄公路照片,当发现自己的摄影包留在树底下,正要下去寻找却发现有三个人影在树下的公路上,他以为是中国士兵,便大声喝令他们离开路面,因为三人正好闯入他的镜头。但他很快意识到那是三个日本兵。原来他们是按照美军心理战部门散发的劝降指引传单主动找上门来投降,为自己换取一些食物和药品。就这样,范宁用他的照相机“俘虏”了日本人。

空中摄影师罗伯特·法瑞尔上士服役于在缅甸的第三战术航空队,他常引以自豪的是能够抓拍到大概是最接近地雷爆炸的超近镜头,他时常乘坐B-25轰炸机沿缅甸铁路线超低空飞行拍摄近镜头。有一次他的飞机贴着一段被炸烂的铁轨飞行,一枚日军地雷突然在他飞机的尾观察孔正下方爆炸,扬起的泥土和弹片击中飞机的油箱和机翼,飞机摇摆不定地回到基地,定下神来才发现是九死一生的奇迹般经历:飞机两翼被撕开,引擎整流罩被粉碎,一条油管破裂,油箱成了筛子。这一次法瑞尔将全过程都拍摄成了影片。

 

记录者和被记录者都应被记住

当时,第164连拍摄的作品被刊登在《中缅印战区新闻综合报》的战地报纸上。这是一份从1942年起面向中缅印战场的美国士兵免费发放的战地报纸,在三年半里共出版了188期。

为鼓舞美国大兵们的士气,报纸封面多半会刊登一张窈窕女郎的靓照。报道的内容则是第一手战况、战地生活记录,甚至还有针砭时弊的漫画作品。其中,所有标明“美军照片”的影像几乎都是第164照相连拍摄的。

有一期的报纸上,记者李·巴克回忆了这群身在前线、恪尽职守的摄影师。他写道:“他们的双重身份使照片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因为他们忠实的记录,这一段历史才活生生地走到了我们面前……而当读者看到这些照片时,完全想象不到摄影者为拍下这张照片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甚至是死亡的考验。”

并非所有通信兵都上前方拍照,有些也负责后期冲印。照片一旦回到后方,这些“幕后”工作者就开始昼夜不停地冲晒照片。当时中国极度缺乏正规的冲印暗房和设备,因此冲印工作常在一间土坯农舍里凑合着完成。需要天平度量化学药剂时,摄影兵们只好从当地村镇的中药铺买一副古老原始的杆秤回来用。

美国《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本尼·霍夫曼的一张照片鲜活地记录了一个“战场新闻总部”的模样。照片中,十来个摄影师和文字记者们匍匐在一架小型飞机的机身下——那是一架在密支那战役中刚被击落的C-47运输机。有的扛着相机,有的敲着打字机,在一片废墟中建立起了临时的“新闻总部”。对他们来说,这里既能遮荫,又能避雨,比起机场跑道旁的堑壕,这架飞机残骸已是非常理想的遮蔽场所。

但大家的眼睛需时刻盯着空中来袭的日军飞机,一旦有事,大家立即撤离,躲到附近的散兵坑里,因为新闻总部是日军空袭的主要目标。

在战场上,这些通信兵和其他士兵一样忙碌。通常他们会准备很多胶卷夹,在一个小袋子里卷片子,卷完后剪下来,把剩下的带子放回盒子里,然后接着拍。所有人都不会忘记一个环节——就是在拍完后写下胶卷的号码,再加上文字注释。他们知道,自己仓促留下的寥寥几笔,将可能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历史资料。

美国通信兵在中缅印战区留下了23000多幅照片、超过100多个小时的原始影像记录,被分门别类地存入美国国家档案馆。近年来,一些中国民间学者及远征军后代自筹资金,亲赴美国档案馆,从中整理出了所有的影像资料,并出版成书,让更多的中国人得以目睹先辈们的浴血抗战。

透过这些影像,我们窥见了无数真实的历史细节:9岁的孩子就上战场杀敌,两年之后已成为一名“老兵”;训练场上,中国士兵仍在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爷重机枪;雨季中,一直穿草鞋的中国士兵第一次被配发美制帆布胶鞋;高大的美国教官在对中国士兵进行白刃格斗的训练,以使他们不再恐惧擅长肉搏的敌人;初上战场的火焰喷射器装备给中国军人,在攻入边城腾冲的巷战中使用最先进的火箭筒,而他们的敌人是在临死前才第一次见识这种武器;同时还有声名赫赫的飞虎队战斗景象。

这些视觉碎片逐渐为我们还原出那片广阔壮丽而又错综复杂的战场全貌,呈现出战争的方方面面,鲜血、汗水、眼泪是冲洗这些照片的液体。70年过去了,我们透过这些用生命换来的照片,看到了美国通信兵对战争的忠实记录和专业态度,看到了中国军民抗击外敌的无畏、自信,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人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体会到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这些记录者和被记录者都将定格成为纪念碑。(文/宗河

来源:《文史博览》2012年第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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