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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博古
发布时间:2014/7/10 10:04:17    阅读次数:706

 

【秦铁,博古之三子。1940年生于重庆,1964年入青岛潜艇指挥学院,“文革”中曾被打为反革命集团的“头头”。平反后在天津远洋公司工作,从船员的最低等干起,由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干到船长,直到1995年退休。】

24岁担任中共高级职务

我父亲博古,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1907年6月24日出生。父亲祖籍江苏无锡,却出生于浙江杭州。因为我爷爷秦肇煌一直在浙江做官,曾做过几个县的统捐局局长,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辛亥革命以后,爷爷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后因患肺结核回到无锡老家。父亲9岁时,爷爷去世。父亲是长子,有一个弟弟秦邦礼(后改名杨琳),曾担任对外经贸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创始人,“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父亲还有一个妹妹叫秦邦范。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32代孙。秦家历代科举联翩,簪缨不绝,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进士32人。清朝康熙、乾隆两帝分别六次下江南,每次到无锡均由秦家接驾。虽然祖上很风光,但到祖父一辈已经衰落。加之父亲是革命者,很年轻就出了远门,戎马倥偬一生,39岁就遇难,没有时间去考证祖先的历史。再加上父亲一直被批判犯了“左”倾错误,我们“夹着尾巴做人”,更不敢去考证祖上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所以祖上的事迹,直到最近才开始披露。

父亲五六岁时,进私塾秦氏公学受启蒙教育。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父亲为能尽快工作支撑家里,14岁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

孙中山去世时,父亲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当时恽代英到苏州宣传三民主义,父亲与他一起在苏州组织了一次追悼会。在此之后,父亲加入国民党,参加国共合作。

1925年,父亲从苏州工专毕业,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不收学费,由国共合办,很多共产党员在那里工作或教书,包括恽代英、瞿秋白。一
年后,父亲经顾谷宜介绍加入共产党,被派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处工作。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过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父亲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名字。在苏联,第一年主要学习马列著作和俄语。出国前,父亲不会俄语。据一些与他一同留学的叔叔、阿姨讲,他到莫斯科两个星期就精通俄语,且还能流利地翻译。有人还说是一个星期,但我觉得这有点夸张。

父亲在1930年5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高级职务,直至遵义会议被免去主要负责人职务。

遇难

1946年4月7日,母亲(张越霞)跟我说,明天你父亲就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都去了,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那天天气很不好,下了小雨。半个小时以后,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说,可能因为天气不好,降落不下来,可能飞到北平、西安或回重庆去了,等天气好了再过来。

后来我看到杨尚昆叔叔的《回忆录》记载:4月9号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杨尚昆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也没有回重庆,失踪了。9号、10号,美军要派两架飞机到边区一带搜寻。杨尚昆叔叔当时是中办主任,他将此事向中央汇报,中央要求给各边区发电报,找寻一下有没有飞机迫降或失事。

2005年,我去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座2400米的高山,山下有一个庄上村。我采访到一个叫张根儿的老人,当年他是民变队队长。他给我讲:1946年4月8日那天,黑茶山天气很差,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那天下午听到山上响了大炸雷似的声音,可能是飞机撞山的声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飞机,还着了火。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汇报。

当天晚上,村干部开了会,因为敌我不分,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晚上12点多,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说,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有一架坐着我们党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中央让我们寻找。他这样说,把这个民兵队长吓了一身汗。如果不是来人说这事,第二天上山就把这些遗体掩埋了。跟县里汇报后,县里的同志就说好吧,明天一早上去看看。

第二天上去,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已经烧得一塌糊涂,但“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还能辨认出。还捡到两个图章,一个秦邦宪的,另一个黄齐生的。这样就定下是父亲他们乘坐的飞机。

县里赶快向分区汇报。晋绥分区知道后,谭震林等人骑着马就过来了。后来继续找,发现飞机上乘机人员名单,有博古、王若飞、邓发、叶挺、叶挺夫人李秀文、叶挺女儿叶扬眉(11岁)、叶挺儿子叶阿九(3岁)、王若飞舅父黄齐生(69岁)、黄齐生之孙黄晓庄(21岁)、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29岁)、王若飞随从魏万吉(24岁)、博古的随从赵登俊(24岁)、阿九的保姆高琼(16岁)。另有美国机组人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 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artin)4人,死难人员共计17人。他们赶忙回晋绥分局,向中央发电报说,找到了,机上17人全部遇难。

老人回忆说,情况非常惨,比较完整的遗体有三具。后来,晋绥分区陆陆续续来人,辨认遗体。怎么辨认出父亲的呢?因为他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就断定是博古。黄齐生因为遗体上有白胡子根茬,只有他岁数最大,就断定是他。剩下一个是邓发,在代表团里只有他们4个个子比较高。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是叶阿九,他的遗体挂在树上,肠肠肚肚都刮出来了,但遗体还比较完整。最惨的是四个飞行员,肢体不全。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散落文件,有十多麻袋。遗体运下来以后,放在岱王庙。4月12日,在那里开了追悼会。有2000人参加,场面很感人,妇女带着孩子去上供,有的老乡把自己的棺材贡献出来装遗体。

然后把遗体运到岚县去,那里有飞机场。路上场面很感人,有些路很狭窄,只能一个人过,抬的人就把棺材扛在背上爬,后面的人都能顶着前面人的屁股。虽然是晚上运,但沿途经过每个村都有老乡带着供品、灵幡来祭拜。13日到岚县,开了5000人的追悼会。到延安时,参加接灵仪式的有3万多人。4月19日,延安召开追悼会,举行公祭公葬大会,五大书记题词,也是3万多人参加。除了延安,在重庆也开了追悼会,国民党的于右任、孙科、冯玉祥、张澜都题了词。甚至在马来西亚的新洲,即现在的新加坡也开了追悼会。当时,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一件大事。这也是党内损失最大的一次。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因为6岁孩子对死不懂。我看那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即使母亲告诉我也不相信。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最后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我后来感到非常遗憾,2005年去黑茶山,我就给父亲鞠了躬。

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去世时,我才6岁。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废寝忘食,我睡觉的时候看不到他,醒来的时候也看不到他。父亲休息时与我玩,由于他笑声大,我就叫他“母鸭子”。后来有些叔叔阿姨给我讲过,说在延安,灯灭得最晚只有两户,一个毛泽东,因为他是夜里工作,习惯了;另一个是我父亲。由于废寝忘食,后来他的心脏有点变形。医生对他说,你要注意休息,他没有听。后来我看到他的笔记后,就理解了,一是因为他对党的事业只争朝夕,二是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今后再努力工作也没法赎回他的罪过。

父亲从工作中挤出时间做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特别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一书,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与父亲长得很相像,我找到父亲1912年的全家福,当时他5岁。在延安时,我们三个孩子与父母亲也拍了全家福,这是唯一一张父亲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那时我也是5岁。这两张照片一对比,发现我们之间非常像。姐姐都说,活脱脱的,你最像。甚至前几年为父亲塑像时,他们就以我做模特来塑。

由于父亲整天忙于工作,对我们关注不多。我们家6个孩子,其中两个不知道生日,两个的名字都叫秦钢(大哥、二哥),三个(大哥秦钢、大姐摩亚、三姐吉玛)没见过父母。我和二哥秦钢,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我的是自己瞎编的。二姐新华,是新华日报创刊那天生的,本来《新华日报》是1938年1月11日创刊的,但她自己弄成了11月1日。三姐吉玛生在苏联,原来日期也不对,后来去苏联保育院找到了她的出生证明。我是张越霞亲生的,其他五个哥哥姐姐都是前妈刘群先生的。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6个中有3个都散落在各地,解放后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见过父母亲的就是二哥、二姐和我。两个秦钢,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因为大哥生下来被送到无锡奶奶家,父亲因为忙于革命工作,后来把他忘了,所以二哥出生还给他取名叫秦钢。

父亲对祖母很孝顺,但他只在1932年临去瑞金以前,回无锡去看过奶奶,跪在奶奶面前辞行,母子俩泪流满面,这以后就没有再去看过。甚至后来他在南京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去看奶奶。到延安以后,父亲准备去接奶奶,又怕老人家过不习惯,因为延安与江南气候差异很大,一直没接。

父亲遇难后,叔叔怕奶奶过于悲痛,一直未把父亲牺牲的情况告诉奶奶,奶奶一直翘首盼望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后来在广州,奶奶病重时,叶剑英去看望奶奶。奶奶就问,长林为什么不来看我?叶剑英就说,长林是领导人,工作忙。

因此,直到1950年奶奶临终前还在喊:“长林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我?”我感觉,父亲一心一意为了他所说的“创造真善美的社会”而奔波,虽然经历坎坎坷坷,其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一直到死。

 

责任编辑:唐静婷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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