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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天下丁家党”——忆我的父亲丁惟汾
发布时间:2014/7/14 15:41:22    阅读次数:741

 

  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和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独揽大权后,为巩固统治,让陈果夫、陈立夫制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

  丁惟汾最小的女儿丁玉隽,1917年8月30日出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其夫为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黄万里的父亲则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

  “唯丁是赖”

  我父亲名叫丁惟汾,山东日照人,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1903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反清革命活动。同盟会成立后,父亲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负责联络山东革命同志。当时共有留日学生400余人加入同盟会,而山东就占了1/8,因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1907年,父亲回国,担任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和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在学校和山东各地发展会员。

  武昌起义后,父亲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孙宝琦出尔反尔,刚宣布独立,不久又取消独立。袁世凯派人到山东捕杀革命党人,父亲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络,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有一个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关于我的父亲历史的书,那里面比较真实。

  我父亲常常对人说,在国民党人中,他比较喜欢何香凝和宋庆龄。退隐上海期间,他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先生有来往。父亲经常带我去何先生家。何先生喜欢画画,记得有一次去何先生家时,她正在画一只老虎。何先生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她就把画卷起来送给了我。我父亲回到南京后,就再没有与何香凝有私人之间的来往了。

  父亲比较内向,不喜欢空发议论,或做表面文章。他在不张扬自己的情况下,帮助孙先生工作。现在,很难看到有关我父亲与孙中山关系的材料。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比较亲近的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别人因妒忌而提出来的。父亲跟着孙中山走来走去,那是事实。可是他是那么被重视吗?和廖仲恺先生并列?我觉得他还不是那样一个人。

  “革命家庭”

  我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还有一个太太在山东日照农村。他与我母亲结婚后,就把我母亲带到广州。我有个哥哥,我是第二个孩子。可等我们出生后,他的工作迫使他不能带家属在身边,于是只能把我们放在别的城市,像天津、北京、上海、青岛我们都待过。只要有国民党年轻同志搞革命活动的城市,我们的家就安在那儿。这些人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我们,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躲在我们家。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家,一直在外边搞革命工作。家里有母亲、哥哥和我,还有照顾我们的阿姨。那时是张宗昌、张作霖时代,国民党年轻干部来来往往,有时给我们送些钱,有时到我们家躲藏。当然,他们做的是地下工作。

  有一次父亲半夜里回来,我们当时住在上海,我两三岁的样子,他说我看看这“小丫”。记得我正在睡觉,迷迷糊糊地知道父亲回来了,但没有看清他究竟长什么样。

  1949年以后,看到哪个“革命家庭”,我就“哎呀,我父亲也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是‘革命家庭’”。当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肯定是被认为不好的。总要批判家庭出身,说我出身在最坏最坏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是怎样怎样的反动。我的家庭出身只能这样说,叫我怎么说呢?

  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民国还是有功的人。我不能这样说,否则就会盯上我。老实说,批判他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可是他够不上资产阶级。他不是资产阶级,他没有钱,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

  在国民党里,我父亲是左翼,参与过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9岁的时候,母亲在济南去世了。父亲没有再结婚,而把那个农村的太太接出来。10岁时,也就是北伐成功后,我们家又从济南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如果父亲想看我们,就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天津团聚。

  “蒋家天下丁家党”

  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存在一种“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父亲在国民党里地位比较重要。他在北京创办了国民党青年组织。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是他,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当时,他们认为军阀张作霖不可能违背国际公法搜捕大使馆,但张作霖毫无顾忌地搜捕了,还逮捕了很多人。李大钊与路友于、郑培明等人一起被捕。那一天,父亲恰巧有事外出,不在使馆。父亲的随从丛玉山,赶到东交民巷巷口等着他,告诉他李大钊他们已经被捕了,您赶快走吧。父亲就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当时住在天津租界,我刚刚会看报,看到李大钊被绞死,印象很深。但我不知道父亲逃到哪儿去了,在报纸上也没有看到父亲的消息。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就想重用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人,把我父亲换下来。因为革命已经结束,要巩固统治了,可能蒋介石知道我父亲不会跟着他走,就让陈果夫、陈立夫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意思是说,虽然现在是蒋介石的天下,党却在丁惟汾手里。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排挤我父亲,但我父亲的中央委员职务还是有的,虽然只剩“虚名”。实际上,那时父亲都60岁了,对政治已经厌烦,不想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了,就想退出来。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父亲就在南京建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稳定后,他就提出不做官员了,要退出政界,去上海写书。

  1928年,父亲去了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432号一个普通石库门房子里。每到月底陈果夫就给我父亲送来薪水。我记得陈果夫穿着中式大褂长袍,像一个小商人的打扮。我13岁时,国民党坚持要请我父亲回南京,蒋介石也亲自到上海邀请,于是父亲就答应了。父亲到南京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院长于右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戴季陶),一直到抗战。

  国共合作

  抗战期间,父亲住在重庆林园,与蒋介石、林森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还多次去过那儿,但没有碰到过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共产党方面希望我父亲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他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本来准备去,但由于给他配备的人员不合适而最终没有成行。实际上他那时已经70多了,没有兴致了。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父亲与毛泽东在广州共过事,
1926年,父亲与毛泽东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父亲不喜欢我们学政治,希望我们有专门技术,要求女孩子学医、男孩子学工。

  那时候,父亲有个国民党的同事住在日本,他们当初一起参加的革命,国民政府建立后,那个朋友也不愿再当官了,去了日本生活。

  父亲以前也在日本留学,希望我也去日本,所以我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日本。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里,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五年制的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的本科。

  现在这所学校非常有名,叫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但我只读了两年,考上预科后就住在学校。当时我们学校东北、京沪的学生比较多。在日本
上大学,路途近,中国到日本坐船两夜三天就到了,就像国内到外地上大学一样。在日本上学,没有中国那样激烈,只要你有钱,只要及格就录取你。

  最后一次见父亲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陈毅碰到我的堂哥丁基实,带信给我父亲说,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潘汉年也这么说。但我父亲说,我是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溃败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不能不走。这是从义气出发。

  可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不去台湾,怎么办?他手下还有一批人,他要留在大陆的话,这些人将来肯定没有出路,他要为这批人着想。除我以外,我的兄弟姊妹他们都要去台湾。我为什么不能走呢?我的丈夫黄万里的事业是在大陆,这是最主要的。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国务委员了,他二哥在上海已经遇难了。

  我父亲劝我去,我说我不能去,我带着一大堆孩子,到了台湾,没有谋生能力,孩子的生活不能靠我父亲这个老头。我对国民党已经看透了,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8年11月或者12月,我父亲通知我说,他要去台湾了。我特地从兰州赶到上海去送父亲,住在静安寺路德义大楼黄先生姐姐家,父亲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他们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很红的人当然有房子,但我父亲没有房子,后来才慢慢有了房子。他本来有前列腺炎,在台湾没法治疗,去了日本治疗,但没治好,1954年就去世了。他是第一个到台湾后逝世的国民党元老。消息来源是(大陆)内部的《大参考》,黄炎培老先生看到了。那时我大女儿黄且圆住在黄老先生家,他就告诉她,你外祖父已经不在了,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这才知道。

  国民党当时还给他举行了“国葬”,把他葬在台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给他写的碑文。但10年前,差点被拆掉,后来有人知道后就阻止了。现在台湾年轻的国民党党员都不知道他。我哥哥的孩子们经常去给父亲扫墓。2004年,父亲在台北的故居还差点被卖掉,后来在林奕华先生(香港文化界人士)协调下,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古迹保护,才得以保存。

 

  责任编辑:唐静婷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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