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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育之揭秘中共十一大到十六大报告起草过程
发布时间:2014/7/16 10:21:53    阅读次数:644

 

 

 

龚育之:我都参加了六次党代会报告的起草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曾涛(北京电视台记者):据我们了解,您曾参与起草从党的十一大到十六大的报告。那么,在参与这样一些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时,您自己是如何把握的?

龚育之:我们参与起草,只是担任部分工作,都是主持者在把握。我们说不上把握这么大的文件的写法、方针,而是根据主持文件的领导人交代的方针来把握,我们做一些文字的工作,而且有分工,参加这个部分,或者参加那个部分,或者参加得多一些,或者交换意见。按照当时的认识,按照当时需要讲什么问题,我们也在会上讲,也会交换意见,但是谈不上由我们来把握。

曾涛:从十一大到十六这么长时间的过程,包括领导人的变更,您一直在参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您参与的感受是否不同?

龚育之:当然不同。十一大时,华国锋当主席,他来主持召开十一大。对十一大,后来的《历史决议》有评价。十一大批判“四人帮”、主张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十一大对“文化大革命”还是肯定的,还是在毛泽东讲的“三七开”的框架下批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从根本上是肯定的。不仅肯定已经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而且肯定毛泽东说的“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肯定“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肯定被姚文元这些人概括或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革命理论”写进了九大报告、十大报告,十一大报告还照样写了这个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所以,虽然它是从九大来的,从十大来的,它从根本上还是错的。可是,十一大还肯定这个理论,这是很大的失误。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时期曾提出过“两个凡是”的方针,后来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十一大报告中没有写这样的字眼,但是没有跳出“两个凡是”框架的阴影,因为肯定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只是三分错误,在这样的框架下肯定“文化大革命”,那还不是凡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论断都被认为是正确的吗?纠正只是局部的、次要的,基本的方针还是肯定的。十一大这样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表明思想上不解放,对历史是非还没有清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还没有认识,还继续肯定。所以说十一大的思想路线还没有转过来。

当时的主持者,不仅是做报告的主持者,而且起草文件的主持者,都是这样一种思想。当时我也并不高明,也接受这些思想。但参加这次大会,知道了历史的艰难,也开始知道历史转折的不容易,开始知道历史转折还没有基本完成的时候,比较匆忙地开这样一次代表大会,没有等到历史得到澄清,就比较匆忙地召开代表大会并对重大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不够慎重。没有在思想路线端正以后,等历史澄清一下,再来展开讨论,再得出结论。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议论纷纷的情况下怎样做判断,要采取慎重的办法,要采取停止纷争的办法。所以,那是一次失败的、不成功的党的代表大会。我作为参与这个文件起草的工作人员之一,教训很多。

十二大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十二大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清理了历史的大是大非之后才召开的。这样,十二大就是拨乱反正、历史转折之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胡耀邦当主席,主持会议。这次大会讲到我们党的历史的几次伟大转折,第一次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召开八七会议,由大革命失败转到搞武装斗争;第二次是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干扰使我们从苏区撤离出来,陷入困境,几乎快被敌人消灭了。大家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请毛泽东来主持军事,主持工作;第三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造成那么大破坏之后,拨乱反正。所以,历史上有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三次历史转折。这么重大的转折之后召开十二大,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历史是非基本清理了,要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文件的起草。这段对我个人来说,很高兴。从我们党的作风讲,转折也体现在这方面。是不是谁参加过十一大文件起草,而十一大文件是华国锋搞的,华国锋搞的时候思想路线还是错误的,就把凡是参加过这个文件起草的同志都排除在外呢?不是。历史转折之后,我们党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下有了新的方针。过去犯错误,是错了,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了。过去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原因。都是党的干部,那时候让参加这个工作就参加了,有了不足,又认识了不足。有了认识之后,还能参加工作,还让参加工作。并没有因为参加过十一大文件的起草,就统统排除在外,还是让我参加了。所以我很高兴,受益很大。

十二大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可以说是十二大的主题。这个主题,还不是出现在胡耀邦的报告中,而是出现在邓小平的开幕词中。邓小平的开幕词,最初让两个人起草,我是其中之一。当然,起草出来之后,还经过了主持人讨论,最后由邓小平定稿。但我是参与者,我对十二大报告、开幕词的产生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的出现,还是做了一份工作。所以,我也还是很高兴。

后来,我继续参加了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十三大也是这种情况。十三大时,胡耀邦辞职了,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主持十三大报告的起草。按说,如果谁是谁的人嘛,你原来不是帮助胡耀邦起草过吗?胡耀邦下台了,你是不是也要靠边了?也不是。这是历史转折之后我们党的新作风。人都是党的干部,做什么工作都是党分配的。工作有失误,那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何况十二大不能说有什么失误,十二大方针路线都是正确的。不能因为那时胡耀邦主持,他参加过,胡耀邦现在辞职了,把他主持时的人都排除吧。参加十二大报告起草的很多人继续参加了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十三大报告继承了十二大路线,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理论,在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也曾经反复讨论。十三大报告最初是由胡耀邦主持起草,但中间发生了他辞职的事情。胡耀邦说过,十三大报告最好以这个为中心。赵紫阳接替辞职的胡耀邦,他来主持十三大报告的起草,职务上他接替了胡耀邦,也接受了胡耀邦原来确定的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基础,发挥了这些思想,给小平写了报告。小平同志肯定了这个设想。

十四大召开时,我已经从中宣部副部长退下来了。十四大报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基础,主持其事者也考虑这些原来参加过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起草的人参加为好。尽管参加过十二大报告,后来胡耀邦辞职了;参加过十三大报告,后来赵紫阳下台了。但是,一些参加十二大、十三大报告起草的同志,也参加了十四大报告的起草。我也是其中一个,郑必坚也是其中一个,我们都参加了十四大报告的起草。我们都写前面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部分,这一部分在十四大报告中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得到好评较多的一个部分。十四大报告又有前进,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重大理论发展;十四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展。

十五大报告,那时候大概我也还有活动能力,所以继续让我参加。十五大是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召开的。邓小平逝世的时候,中央发的讣告、生平、悼词,当时让我参加了起草。所以起草十五大报告,也让我继续参加。十五大报告继承、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十四大有这个意思,但还没有这样的简明概括。到十五大,小平逝世以后,就做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括,并且作为我们党的旗帜,作了展开论述。

延续到十六大,还让我参加报告起草。十六大又有新的东西,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讲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其中就提出“社会更加和谐”,讲到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要努力形成所有的人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就提出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使社会更加和谐。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经济问题,四中全会讨论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大概是沿袭过去吧,还让我参加。

曾涛:明年就要召开十七大了,您可能还会参加吧?

龚育之:我现在精力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年轻一些的同志会参加,比我身体状况好得多的老同志也不会参加了。我参加了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六届五中全会我就没有参加,十六届六中全会我也没有参加,十七大我肯定不会参加了。参加这么多次党代表大会报告的起草,这样的人大概不是太多。我们过去两次党代表大会间隔太长了,没有可能参加太多次。现在比较正规,都是五年开一次,所以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六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我都参加了起草。

十六大提出了社会和谐,十六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上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就同十六大只作一个要求提一下不一样了,就变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和谐社会。四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学习讨论,觉得和谐社会还可以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就是指经济、政治、文化之外,还要讲社会和谐的一套东西,即社会建设这方面。广义的话,就是要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统统包括在这样一个社会之内。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包括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广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我想,十二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十三大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重要理论成果,十四大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有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十六大和十六大以后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重大理论成果。这几次党的代表大会都有重大的理论成果,这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研究实际,形成重要的新概念的进展过程。

 

责任编辑:唐静婷

文章来源:2006年3月17日北京电视台“科学与人生”栏目对龚育之同志生前访谈记录整理稿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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