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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公主”的坎坷人生——我的外甥女孙维世
发布时间:2014/7/23 16:02:12    阅读次数:1151

 

 

  孙维世是朱德挚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炳文牺牲时,孙维世才6岁。其母亲任锐当时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孙维世从小活泼可爱,嘴也甜,见了长辈就叫,周恩来夫妇叫她女儿,她也就甜甜地叫周恩来夫妇为“周爸爸”、“小超妈妈”,成为周恩来夫妇的养女,被称为“红色公主”。

  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翻译并导演了一大批欧洲古典戏剧。本文作者任均是孙维世的六姨,虽然年长一辈,却只大一岁,从小就和孙维世在一起上学、生活。

  我俩化名姐妹去上海学表演

  维世的父亲孙炳文牺牲后,我和维世都在开封上了小学。到念中学的时候,我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我还在开封,在明伦女中念初中。维世由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进了北京的贝满女中。我也有一段时间就读北京的志诚中学,和维世一块儿在北京。那时我三姐家有块红地毯,维世特别喜欢,一去就让我跟她一块儿,光着脚在上面跳舞。她还学着指挥唱歌,我们一起唱:“云儿飘,星儿耀耀,海早息了风潮……”维世那时电影看得多,喜欢表演。

  1935年,维世的母亲,也是我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那时天一影片公司有个吴丽珠,她的小女儿跟我要好。我和维世来学习的这个班,由吴丽珠负责,一共就十几个学生。但是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都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

  江青那时候叫蓝苹,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苹”。左明也给我和维世送了照片,上面各写着送给李露、李琳。学习期间,天一影片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苹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苹在里面演木匠的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因为天一影片公司的电影在南洋有些影响,吴丽珠就想带我们去南洋发展。但二姐不同意,我们就没去。后来,维世演了电影,成了初露头角的明星。

  在延安大家都不喜欢江青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父亲送我刚到延安时,我们住在统战部招待所。维世和我二姐当时在延安的马列学院,母女同学。那段时间,一到星期天,我和二姐、维世就见面。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各种各样的。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

  在延安那会儿,江青倒是一直对她挺客气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约她,她都不去。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时,她知道江青的事儿太多了,觉得那人品质不好。所以,江青后来才非要置维世于死地。再加上一个叶群。

  如果在苏联林彪不追维世(1939年,孙维世被周恩来从延安带到莫斯科留学,攻读戏剧),恐怕也没有叶群害维世的事情了。维世找对象,总是想找一个能在一起共同搞事业的,有共同语言的,不愿意找一个政治首长,让自己去依靠丈夫。在延安时,就有一个领导找我二姐,想娶维世。二姐说,孩子还小呢。维世知道了,当然也不愿意。林彪在苏联追维世追得厉害,但维世就是不愿意。林彪临回国时还说要等她,回来以后跟叶群结婚了,但心里没忘记维世。结果叶群吃维世的醋,吃得厉害。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迅艺术学院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在背后议论她三十年代那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

  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

  在延安时,大家都说江青脚趾头是六趾,但谁也没见过。不过她穿鞋绝不露脚趾头。连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满满的,再用红绳子装饰起来,不露脚趾头,还挺好看。

  维世感情专一,保了金山

  后来我和王一达到天津工作,维世则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欢的工作——导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邓颖超妈妈家去。她管邓大姐叫“妈妈”。我们每次从天津来北京,一定会去跟她聚会。开始在东单三条,后来她和丈夫金山住在张自忠路,跟欧阳予倩等人一块儿住在一个深宅大院里。维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过我们几次。

  每想起维世有一次专程到天津来看我的情形,我就很难过。那是金山在朝鲜犯错误以后。当年维世跟金山结婚,连周总理都不同意,邓大姐也不高兴。但是维世觉得跟金山合得来,剧本、演员、舞台、表演,有说不完的话,有共同事业。她还是不愿意嫁给当官儿的。金山是老地下党员,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艺术上才华横溢。但他天性风流,1951年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与朝鲜女翻译发生绯闻,被送回国来,面临着严重的惩治。维世压力很大,没人交流,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天津来找我说话。

  那时我正忙,“左”的路线下,整天得开会,忙着批评和自我批评,弄得人缩手缩脚的。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那天我们聊天到半夜。我看她难过的样子,却无能为力,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跟她说别太难过了,金山以后应该再不敢了,还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吧。第二天早上,维世从我家离开时,情绪仍然低落。她那么伤心苦恼,我却没能送她到火车站,只把她送到门口,看着她自己慢慢地步行远去。

  维世要是跟金山离婚,金山的后果就难说了。维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婚,这等于保了金山。

  维世让我烧掉了江青送的照片

  一晃几十年过去,家人团聚,亲友往来,一如既往。可是突然之间,“文革”骤至。谁都不会想到,维世的生命旅程,即将终结。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文革”开始不久,且都在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维世戴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还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都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第二次是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偷偷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孙泱死了。

  然后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在东方话剧社,她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苹’的?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戴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

  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

  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整的问题。维世说:“搞问题,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他们好为所欲为!”我说:“他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不知道是“杀功臣”。我和维世还议论说,江青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了,毛主席应该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于太坏了吧?

  维世告诉我的那些事情,使我想到戏剧故事中的乱臣贼子,对一哄而起的“文革”忧心忡忡;对维世的处境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都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而且我觉得,有周总理、邓大姐在,维世起码能有生命保障。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从此,我们再也没见面!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

  江青他们整维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倒周总理。但是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她性格像极了她的父亲孙炳文。一定是这样的。维世被捕后,直接被关进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死在那里。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江青他们说她是特务,抓了起来,他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他们这么阴险,直接给害死了。周总理和邓颖超曾索要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我想,邓大姐说的“得给个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当时总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这说明他这次批捕的对象,是他自己的人。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待,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他们胡来,不按规则出牌,使总理没能保住维世。现在有文章怀疑说总理为了政治计算,想让维世死,这也太不着边际了。“文革”中邓小平复出时,有了给维世平反的希望。我和一达,还有新世、金山,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文革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

  维世和李莎,还有林伯渠的女儿林莉,在苏联相识相熟,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维世只要有戏票,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江青掌控的“中央文革”,找不出维世的问题,就拿10多年前的这件小事,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

  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他们,却连借口都不用找,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我忘了当时是一达还是金山,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以这个结论为根据,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给姐姐孙维世平反。

  邓小平主政期间,批准了给维世平反的事。但是还没办,他就被“四人帮”和造反派们鼓噪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整下台了。“文革”结束后,才正式开了给维世平反的会。

  维世死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五年以后,家属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只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维世和她的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杀害他们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因为,唯有被宽恕了,他们才能免下地狱。其实,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告诉人们真相,他们才可能有真诚的忏悔,才可能得到宽恕。

 

责任编辑:唐静婷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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