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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赵南起:毛岸英不是在弄饭时遇难的
发布时间:2014-7-25 10:16:27    阅读次数:722

 

 

 

>>上午10点左右,四架美国飞机钻出云层,掠过了大榆洞。敌机过后,警报没有解除,我们仍待在山上。这中间,毛岸英不顾生命危险,下来处理急件。处理完以后,他可能想去再找点吃的。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我们平时吃什么。那天早上没有饭,吃的是高粱粥,还不是高粱米粥,因为高粱的皮都还没有褪掉。那时候根本没吃的,只能找点高粱熬粥当饭。高粱皮都还没剥开,吃进去后,拉出来的还是高粱。所以,毛岸英处理完文件以后,可能到彭总那儿找点吃的。有些人光强调后面这点,说弄饭时被炸死了。其实不是,是处理公务,完了以后饿了找饭吃。

就在几分钟后,敌机突然返回,直接瞄准洞口的两栋房子,一个俯冲下来,投下了凝固汽油弹。瞬间,这两栋房子变成了火海。我马上意识到,岸英同志下去以后没回来。我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

敌人飞机走后,我是第一个下去的。当时房子都烧着了,离房子30多米的地方有两具尸体,也都烧焦了,已经认不出谁是谁。我知道,毛岸英身上有两件标志性的东西,一个是他的手表,一个是手枪。他有一块苏联手表,是他的岳母送给他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为了表彰毛岸英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曾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他一直带在身上。我根据这两样东西,终于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后来管理处的处长叫来十几个人把遗体用白布包起来,就地找了一些木板,简单做了一个棺材,临时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大榆洞的一个山坡上。一起牺牲的还有彭德怀的一个作战参谋。

“毛泽东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

1950年10月19日,我跟随彭德怀司令员,开赴朝鲜战场。

志愿军总部最初设在朝鲜北部山区的大榆洞,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大榆洞有一个废弃的金矿,矿洞口不远处,一栋两间的简易房,是彭德怀的办公室,彭总在那儿吃住和办公。离此不远处是一栋三间的房子。中间的大房间是大通铺,十五六个参谋住;两头各隔开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东头是作战处的处长丁甘如和副处长杨迪住;西头是我和毛岸英住。我住这个房间本来是不够条件的,但由于毛岸英是俄语翻译,我是朝语翻译,两个人住一起,工作起来方便一点。就这样,我升格了。

毛岸英是1950年10月22日晚上入朝的。他先住进去,第二天我才搬进岸英同志的房间。这是一个13平方米的小住处,放着两张行军床,有火车硬卧那么宽。我发现里面已经住了一个人。他身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八左右,挺魁梧,长得也帅。我俩年龄相仿,都是20多岁,但是他看起来举止庄重,显得很成熟。

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就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问他:“您贵姓啊?”他看了我一眼,说“我姓毛”,也没说叫什么。我说:“跟你住一个屋我很高兴,希望你能帮助我。”我先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下:我是干什么的,怎么来的,等等。然后他说:“不瞒你说,我叫毛岸英。”那个时候也没电视,我从广播里听到过这个名字,觉得耳熟,但也不敢乱猜。他看我愣住了,就说:“我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我很惊讶,他又说:“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啊。抗美援朝,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责任,毛主席的儿子也不能例外!”我听他说得很到位,起点也挺高,心里很佩服。

我俩就这样认识了。从那天到11月24日上午10点多钟毛岸英牺牲,我俩共相处31天。

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的身份是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兼俄语翻译。虽然是彭德怀的秘书,但并不参与作战。另外,俄语翻译的工作也并不是很多。毛岸英经历十分丰富。他从小吃苦,8岁的时候就随母亲杨开慧一起入狱。杨开慧牺牲后,他在上海过了几年流浪的生活。后来又被送到苏联学习。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毛岸英主动要求上战场,他曾在一支坦克部队中担任连队的政治副连长(相当于指导员),随大部队一起进攻柏林。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毛岸英回到中国,毛主席又让他去当了两年农民。全国解放以后,他又下工厂当工人。那个时候,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岸英是苏联的大学毕业的,又当过兵,回国后当干部足够资格。可他入朝前只不过是一个总支书记。我小学毕业,他大学毕业;我入朝时才革命5年,他从小就革命;我23岁,他比我大5岁。我当时已经是县团级干部待遇了,可他跟我一样,也是县团级干部待遇。

毛岸英在政治上很成熟。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我们这些首批参加志愿军的,都是组织决定、个人服从。在当时,对个人而言,到朝鲜意味着可能死亡。可毛岸英不一样,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要求他、动员他,而是自己主动找到彭德怀,请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得到了他的父亲毛泽东支持。按照他的话说:“毛主席的儿子也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全民族的任务,不能因为是毛主席的儿子就例外。”

跟他住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毛岸英的上衣口袋中总是装着一张女同志的照片,空闲时他就会拿出来看上几眼,晚上睡觉前更是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在枕头旁边。我不知道他已经结婚,就问道:“是你的对象吧?”

毛岸英非常自豪地说:“不是对象,是老婆。”说着,把照片递给我,“看看,怎么样,漂亮吧?”

此时我才知道毛岸英是新婚燕尔。他的妻子叫刘思齐。毛岸英每次谈到自己的新婚妻子,总是眉飞色舞。我看得出来,他俩感情很深。后来我才知道,毛岸英入朝前夕,刘思齐正在北京医院住院。他没告诉妻子自己要到朝鲜去,只说“我这次出门时间长一点”。入朝后,虽然志愿军司令部和国内的电报往来不断,国内来人也不少,可他一直没给她写信。他感到,不告诉她不好;告诉她,又怕她担心。他还说:“父亲常说:战争时期,儿女情长,会误大事的。”

从来不以毛主席的儿子自居

在日常生活中,毛岸英非常平易近人,一点儿架子没有。他说:“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毛主席的儿子,就会敬而远之,那我就没办法跟大家接触;我对自己的身份保密,就能跟群众打成一片。”尽管彭德怀司令员对毛岸英非常关心,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他,可毛岸英本人却一直把自己看做志愿军总部普通的工作人员,跟大家的关系非常融洽。

他的组织观念也很强。虽然留过学,又有特殊的身份,可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来不以毛主席的儿子自居。该自己管的事情一丝不苟,不该自己管的事情从来不指手画脚。

有件小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俩都是团职干部,按照规定,两名团职干部有一位公务员负责日常勤务。派给我们的公务员才18岁,刚参军不久,他负责给我们打洗脸水、烧开水、扫地等。当时我们的驻地在山上,要到山下取水,小战士走一个来回要一个小时。山路崎岖,遇到飞机的话就更加危险。毛岸英看他来回跑很累,而且担心他的安全,就跟我商量说:“咱们节约用水吧。让他一天只打一桶水,不要两桶了。”于是,我们早晨洗脸、白天喝水、晚上洗脚,都用这一桶水。一茶缸水,都想象不出他是怎么用的:先用三分之一左右的水刷牙;剩下的多半缸,先喝进去,不咽下,再往外吐,一边吐一边洗脸。这样,一缸水,刷牙洗脸都有了。虽然这是一个极小的动作,却令人非常感动。

毛岸英同志牺牲经过

毛岸英同志是1950年11月24日牺牲的。前一天,敌机到大榆洞侦察了三次,我们估计第二天可能会有事儿。24日早晨天还不亮,我们简单吃过早饭后就都上山了。

上午10点左右,四架美国飞机钻出云层,掠过了大榆洞。敌机过后,警报没有解除,我们仍待在山上。这中间,毛岸英不顾生命危险,下来处理急件。处理完以后,他可能想去再找点吃的。现在的人根本想象不出我们平时吃什么。那天早上没有饭,吃的是高粱粥,还不是高粱米粥,因为高粱的皮都还没有褪掉。那时候根本没吃的,只能找点高粱熬粥当饭。高粱皮都还没剥开,吃进去后,拉出来的还是高粱。所以,毛岸英处理完文件以后,可能到彭总那儿找点吃的。有些人光强调后面这点,说弄饭时被炸死了。其实不是,是处理公务,完了以后饿了找饭吃。

就在几分钟后,敌机突然返回,直接瞄准洞口的两栋房子,一个俯冲下来,投下了凝固汽油弹。瞬间,这两栋房子变成了火海。我马上意识到,岸英同志下去以后没回来。我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

敌人飞机走后,我是第一个下去的。当时房子都烧着了,离房子30多米的地方有两具尸体,也都烧焦了,已经认不出谁是谁。我知道,毛岸英身上有两件标志性的东西,一个是他的手表,一个是手枪。他有一块苏联手表,是他的岳母送给他的;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为了表彰毛岸英在卫国战争中的表现,曾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纪念,他一直带在身上。我根据这两样东西,终于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后来管理处的处长叫来十几个人把遗体用白布包起来,就地找了一些木板,简单做了一个棺材,临时安葬在他牺牲的地方——大榆洞的一个山坡上。一起牺牲的还有彭德怀的一个作战参谋。

我们马上向彭德怀报告。彭总非常沉痛,他马上打电报给中央,报告毛岸英同志牺牲的经过;并带领司令部的全体成员,到毛岸英墓前哀悼。彭总沉默了许久,之后才说了两句话。“毛岸英同志是第一个向我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是一个好苗子。”这是第一句。又说:“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十分悲痛。看到这种情景,我们在场的都落泪了。

志愿军总部后来接到军委的电报,电报中没提毛岸英的事,只说让志愿军总部的领导无论如何要保证彭德怀的安全。后来我们才知道,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拿到电报后,把电报交给了周恩来总理。总理决定不马上让主席知道。当时主席正在生病,江青也不同意让主席知道。直到元旦的时候,主席才知道毛岸英已经牺牲。

房子都被敌机炸毁了,我们没地方去,就都搬到山洞,彭总也一起搬了过去。那天晚上,彭总脸色很难看,他没吃晚饭,也不说话,一宿都在山洞里面走来走去,时而发出一声长叹。第二天,也就是11月25日,刚好第二次战役开始,彭总又接连三天没睡。就这样,连着四天四宿,彭总一直没合眼。

毛岸英同志牺牲后,关于他的安葬问题,当时有两种方案。一个方案是将遗体运回国内。当时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师以上的干部牺牲以后一般运回国内,不留在异国他乡。在沈阳,专门有一个志愿军烈士陵墓。另一个意见是在当地安葬。彭总倾向于安葬在朝鲜:那么多的志愿军将士牺牲后都安葬在了朝鲜,毛岸英已经牺牲了,不必再脱离其他烈士。当然,彭总的想法是从大局而不是个人感情着眼。后来请示毛主席,主席跟他想法一样,并说:青山处处埋忠骨,毛泽东的儿子牺牲以后何必离开与他一起战死疆场的战友?朝鲜牺牲了那么多将士,都安葬在那儿了,为什么毛泽东的儿子就要运回来?就这样,岸英同志被安葬在了大榆洞。志愿军总部固定在桧仓后,他的遗体也被转移到那里,直到现在。

就这样,毛岸英——毛泽东的儿子,牺牲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们这些普通人,不仅活了下来,后来都有了老婆、孩子、官位,什么都没耽误;可他却再也没有归来,最后连尸骨也没能运回国……

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时候,我专程去桧仓跟毛岸英同志告别。回国后的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在中南海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那天,毛主席谈笑风生,讲了很多话,但我只记住了几句。

毛泽东问杨勇司令员:“都回来了吧?”杨司令员起立回答:“报告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已经全部撤离朝鲜。”主席听完,高兴地笑了,说:“好啊,都回来了就好。你们辛苦啦!你们都是英雄。”

听完主席的话,看着他老人家那高兴的面庞,我鼻子一酸,止不住流下了眼泪。我想起了毛岸英烈士,要是他也能和我们一起回到祖国,回到主席的身边,那该多好啊!

1998年6月,我率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朝鲜,又专程到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为毛岸英扫墓。

 

                            责任编辑:唐静婷

                    文章来源:《纵横》杂志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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