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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巾帼英雄
发布时间:2014-7-30 10:54:34    阅读次数:714

 

 

 

 

彭漪兰,生于1908年10月30日,曾参与黄埔军校六期女生队的筹办,也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在上海与胡公冕(曾任黄埔军校政治科大队长,参与黄埔军校筹建,后任政务院参事)结婚。1949年后一直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

 

男生部和女生部之间砌了一堵墙

我出生在安徽芜湖官沟焰,父亲曾做过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总统府顾问。1925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进校后经常与左翼学生在一起,很快参加了青年团,后来又加入共产党。那时中共两广区委就在中山大学斜对面的楼上办公,我经常去那里,见到蔡(畅)大姐、邓(颖超)大姐。当时蔡大姐是区委妇女主任,也是妇女解放协会的会长。后来我就跟着蔡大姐,参加了妇女解放协会的工作。

1926年北伐以后,蔡大姐工作调到武汉,非要带我走。而当时的区委书记陈延年不让我走。最后我还是跟着蔡大姐坐轮船经过上海去了武汉。10月12日,在北伐军攻下武昌的第三天,我们到了武汉。一到武汉,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司令部行营主任邓演达,就在总司令部行营大客厅接见了我们,并分配我到总政治部宣传科妇女股工作。我同时还担任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宣传部主任。

武汉当时成了中国革命的军事、政治中心,国民政府也准备迁都武汉。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在武汉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分校,培养继续北伐的军事、政治骨干,同时还决定将黄埔五期的政治、炮兵、工兵三个大队分批搬迁到武汉。

10月中旬的一天,邓演达叫我到他办公室。我去时,见邓演达正在与蔡畅、总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和苏联顾问商谈筹办武汉分校的事。邓演达亲切地对我说:“从北伐以来的情况看,北伐军的军事、政治干部很缺乏,尤其是妇女干部更少。我们商量决定在将要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一批女生,让她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我们决定派你参加女生队的筹备工作。”

我听说要办女生队,心里非常高兴,同时也感到筹备工作责任重大。当时我还不到20岁,虽然在中山大学学习时受过一些革命锻炼,但还是第一次接受这样重大的任务,心里直嘀咕,可是我凭着年轻人的一股勇气还是承担下来了。武汉分校的筹备处起初设在总政治部后楼上,筹备处的办事员也只有三四人,后来逐步增加。邓演达当时是武汉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他非常重视和关心武汉分校的筹备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总政治部许多工作人员都参加了筹备工作,总政治部成为实际上的军校筹备处。

筹备工作,首先是确定校址。校址先后选择了几个地方,如武昌大学等,最后由邓演达决定设在武昌两湖书院。当时两湖书院房屋破旧,多数房间空空荡荡、缺门少窗,环境非常肮脏,里面还住有一些单位,整修和搬迁任务繁重。幸好邓演达指派总政治部的总务科科长郭冠杰负责搬迁和整修工作。郭是邓演达在广东陆军小学和留德时的同学,人很干练,总政治部的财务、物资由他掌管。我这时也奉命辞去总政治部妇女股和湖北省妇女协会的工作,搬进空旷的两湖书院全力投入筹备工作。女生队的营房设在书院的西斋,营房装修工作由我监办。筹办初期,头绪纷纭,缺这少那,许多具体事都要亲自去办,每天忙得睡不了几个小时。由于我住的房间没有门,我的简单行装,包括被子和几件衣服全部被偷。我只得要求总政治部赶快派人来协助工作,不久派来了一位特务长。

邓演达经常到两湖书院察看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有时在召开部务会议后,留下郭冠杰、朱岱杰(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和我开小会,询问军校筹备情况,及时地解决经费和建筑方面出现的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校舍的整修工作基本完成。为了便于管理,又在男生部和女生部之间隔了一堵墙,女生部另开大门出入。

武汉分校从1926年10月下旬开始筹备,到11月底入伍生入学、1927年2月正式举行开学典礼,筹备时间仅3月余,筹建得如此快是和邓演达的亲自指导分不开的。

 

报考女生组织“反对复试委员会”

1926年11月1日,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主席是邓演达,委员有我、郭沫若、李一氓、董必武、李汉俊、杨树松、包惠僧等15人。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招考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各地招生,并按一定比例对各省市的招生人数作了规定。规定报考的资格是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除了在报上刊登招生启事、报考章程外,还派人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招考,同时派人到当时还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河南、山东、奉天等地秘密招生。

招考的程序是,由各省市国民党党部负责初试,合格者到武汉参加复试,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省市的考生,可免去初试,直接到武汉参加复试。初试的科目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的科目为:国文、政治常识以及身体检查。招生启事,尤其是招考女生的启事公布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地男女青年踊跃报考。如湖南省原计划招100人,但报考者多达二三千,湖南省党部自行将招生人数扩大为300人。这些考生到武汉后,担心复试落第,成立了“反对复试委员会”,到汉口军事委员会请愿,要求无条件全体录取。最后招考委员会决定开除带头闹事的考生,其余的考生一律参加复试。

原计划女生招收100名,由于女生报考人数过多,成绩又好,最后决定扩大女生录取人数。经复试后共录取了女生195人,以湖南籍最多(61人)。由于前来报考的多数是优秀青年,淘汰回去太可惜,所以在录取工作结束后,军事委员会特地临时开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专门招收未被录取的考生,还有一部分未被录取的考生被军委所属的南湖学兵团录取。

1927年1月,黄埔五期的政治、炮兵、工兵三个大队陆续迁到武汉。由于武汉分校招生人数突破原计划,加上五期生的迁来,住房发生了困难,于是又增设了两处营地,一处是大东门外华中师范旧址,一处是平湖门外旧骑兵营。当时教官也没有聘齐,所以学校直到2月份才举行开学典礼。

武汉分校成立之初,校长由邓演达代理(校长是蒋介石,但他在南昌),教育长是张治中,政治总教官是恽代英(曾兼任政治部主任)。由于邓演达兼职很多,军校开学后,实际负责人是恽代英。军校的军事教官多数是邓演达、张治中从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中聘请来的,如杨树松(入伍生总队长)、侯连瀛(先任军事教官,后任教育长)、蓝腾蛟(军事总教官)等。政治教官多数是由恽代英提名,经邓演达同意聘任的,有高语罕、沈雁冰、施存统、吴文祺、陶希圣、樊仲云、许德珩等。还有一些军事、政治教官是由各方面推荐来的。军校的中、下级军队政治干部主要是从黄埔一至四期学生中选调来的,如第五期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徐向前、政治部的叶镛、女生队区队长杨伯珩等。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大操坪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南湖学兵团也同时举行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庄严、隆重。代校长邓演达、代党代表顾孟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负责人宋庆龄、徐谦、孙科、彭泽民、吴玉章,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市党部代表董必武、詹大悲等300多位来宾参加了开学典礼。学生宣誓后,举行了阅兵。刚穿上军装的女生们也意气风发、昂首阔步通过检阅台,从此第一批女兵正式诞生了。

按计划这批女生学习一年,毕业后和黄埔生一样当军官,算是黄埔六期生。女生入校后被编为3个区队,女生队队长郑奠邦主管学生操场上训练。我任指导员,主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兼做对外联络工作,并代表女生队参加各种会议和一些社会活动。

女生队的创办也遇到一些人的反对,有人就说军官学校招收女生有伤风化。但女生队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和关心。斯大林获悉女生队成立后,曾要求全体女生拍一张集体照送给他。

中国妇女历来受封建礼教的沉重压迫,没有一点权利。当时妇女离家上学已很少见,更不要说是进军官学校当女兵了。因此,女兵当时在中国社会出现,与男生们一样穿着灰色军装、进行正规训练,剪发、背枪、列队走在武汉三镇的大街上,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进工厂宣传……这些都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当时封建保守的社会风气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作为黄埔五期提前毕业

1927年l月3日,武汉各界为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北迁举行庆祝活动。英国水兵用刺刀驱逐在英租界附近集会的群众,刺死、刺伤多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武汉各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英斗争。在广大人民的要求下,国民政府下令收回英租界。刚刚进校尚未正式举行开学典礼的军校男女生们积极地投入了这场反帝斗争。女生队的陈觉吾、危拱之、胡筠等女生,过江到汉口散发传单,在街上演讲,同码头工人一起控诉英帝国主义杀害中国工人的罪行。

1927年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多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队,使女生队人数达到220余人。3月2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决定军校废除校长制,实行委员制,委任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等为常委,同时决定将武汉分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4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准备第二次北伐,部队往河南集结,武汉防务空虚。当时驻守武昌的只有十一军二十四师叶挺部的七十和七十一两个团,一个学兵队,武汉军校学生,南湖学兵团,国民政府警卫团,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等。叶挺任武昌卫戍司令。在卫戍武昌过程中,军校每天都派出一部分学生打着纠察队的旗帜在武昌日夜巡逻,维持治安。女生队也派出女生配合男生一道进行巡逻和宣传工作。

5月中旬,驻防鄂南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突然叛变,偷袭武汉,一直打到离武昌仅30华里的纸坊。为了粉碎叛军的进攻,武汉军校和南湖学兵团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独立师师长由军校教育长侯连温担任,副师长是杨树松,师党代表是恽代英,参谋长为宋汉英、政治部主任为施存统。全师分3个团,军校改编后就奉命开往纸坊,配合叶挺的十一军二十四师迎敌。

在男生队和南湖学兵团开拔后的次日,女生队也奉命迅速开往前线。在出发前,我集合全体女生接受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妇女部代表李哲时(李文宜)、省妇协代表蓝淑文、赵君陶赠送的两面锦旗,上书“杀尽敌人”、“革命前锋”。彭援华代表全体女生致答词,表示了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决心。

出发前我脱下军官服,和女生们一样脚蹬草鞋,打着布绑腿,身穿灰布军装。当女生队开到纸坊时,双方已经开火了。男生队在战斗中伤亡较大,当我和女生们看到用芦席盖着的同学的遗体和负伤的同学时,无不感到悲愤,发誓要消灭敌人。第二天部队开到土地堂,师部命令我们就地驻扎,我带领女生们住在铁闷车内,分派她们放哨、巡逻,以防敌人偷袭,并派部分女生抢救伤员,掩埋同学的尸体。虽然女生们都是第一次上战场,但表现得很勇敢。

后来,师部又把女生们临时编配到师政治部、军医院、以及各连队,担任宣传救护工作。纸坊一战后,夏斗寅的部队被击退。女生们随所在部队一路追击到沙市、河阳、天门、监利,沿途与男生们一道帮助农村整顿和重建妇协、农协,协助农协打击土豪劣绅,镇压反革命分子。

6月底,独立师结束了西征,班师凯旋。回武汉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大会欢迎西征部队,我代表军校女生队讲了话。湖北省妇协也为女生队的凯旋开了欢迎大会。西征虽然胜利了,但总的形势一天天恶化。7月中旬,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武汉国共合作破裂。

武汉军校被迫停办,学生提前结业。7月18日武汉军校,在两湖书院举行了第五期炮兵、工兵大队和女生队的毕业典礼。恽代英主持了毕业典礼,向同学们颁发了毕业证书。恽代英在典礼上向女生们说,武汉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劣,学校就要结束了。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去,没有家可回的,就随部队一起走。

虽然军校根据当时险恶的形势,允许部分女生回家暂避,但大多数女生都不愿回家。在她们的要求下,有的女生被分配到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和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担任文书、通讯、宣传、医务等工作。有部分女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如胡毓秀、陈觉吾、杨庆兰、谭勤先、周开壁、曹泽芝、王鸣皋等,我也参加了南昌起义;有的女生留在军官教导团和第二方面军军医处,她们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参加了广州起义,如游曦、邱继文、李蕴瑞、邓苏、郑梅仙、曾宪植、张阴、骆英豪、廖德璋、危拱之、周越华等。在广州起义中女生们直接参加了巷战,有的英勇牺牲了。

有一些女生回到家乡,在当地组织武装,开展了武装斗争,如胡筠在湖南平江创建红军游击队;有的女生在敌后参加地下斗争,如黄杰、黄静议等;有的女生被派往苏联学习,如陶恒馥、赵一曼、王亦侠、危拱之等。后来,危拱之、周越华等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武汉军校的生活对多数同学以后的生活道路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同学像革命的种子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唐静婷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200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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