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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口述:我见证了芷江受降
发布时间:2019-1-22 12:59:53    阅读次数:139

  导语:我叫周昂驹,1925年4月出生在安徽桐城县(现属枞阳县)陈瑶湖镇虾溪村月山庄。1936年我的叔父接我到南京,就读于国民遗族学校小学部。遗族学校是所国民革命烈士子弟学校,蒋介石和宋美龄分任校长和校董。1943年,我投笔从戎,参加了湘西会战,见证了芷江受降。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受了不少罪,但我为自己在民族存亡之际还做过一点贡献而无悔。

 

  不当亡国奴   艰难流亡路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仅三个月,上海沦陷,南京告急。叔父带领全家回安徽老家避难。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传来日军大屠杀的惨闻,我家虽有幸避过,但我小学同学及家人就有遇难被害的,我听了心里非常难过。此后,日本兵舰常游弋到长江安徽段,炮击两岸村庄,我家住在长江边,深受其害和威胁。日本人要打到安徽来了,叔父说:“我们不当亡国奴,绝不给日本人做事。”

  1938年5月,叔父带领我和家人开始西行流亡。我们辗转到了长沙,找到搬迁到长沙郊区丝茅冲的遗族学校奶牛场。这些奶牛原是宋美龄从美国引进的,以供学生喝牛奶,保证营养的。在奶牛场住了五个月,其间日军飞机多次来长沙轰炸,我目睹了许多平民百姓被炸得血肉横飞,死者面目难辨,有的还缺手或缺脚,有些残肢被炸飞挂到树枝上,地上还有一堆堆的碎肉,分不清人形。

 

  红十字会的救援人员抬来木板钉的棺材,用扫帚将碎肉扫到一起,用铁锹铲到棺材里,装满了就作为一具尸体,运到山上埋起来。看到这样的惨状,人们都流泪了,我一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噩梦连连。仇恨的种子埋在每个人的心里。

 

  武汉失守,长沙危在旦夕。遗族学校奶牛场全体工作人员及教工家属,还有八九十头奶牛,雇小轮及木驳船20余艘,从长沙经洞庭湖、沙市,抵达宜昌,共行驶了20多天。

 

  当时的宜昌到处都是难民,晚间屋檐下、走廊里都睡着难民。奶牛场工人不得已,在东门外郊区的天主堂旁坟场上搭起了帐篷,人与奶牛一起住,过了20多天,才在招商局登记排到了轮船,逆流而上,经多日航程到达山城重庆,住在上清寺巴蜀中学内,在中学操场搭起了奶牛棚。当时日军飞机不断来重庆轰炸,有时警报几天都不能解除,还发生了万人隧道里闷死人的惨案。

 

 

  叔父被金陵大学聘任,此时的金陵大学已搬迁到成都华西坝。我们全家乘木炭汽车又流亡到成都,租房住在大红土地庙巷,此地离黄忠墓很近。流亡期间,叔父叔母一直抓紧指导我学习,在成都住下后我插班建本小学六年级下学期。小学毕业后,因成都学费昂贵,家庭难以支付,叔父和我商量决定投考搬迁到江津的原安徽二中(已改为国立九中),这是所经教育部批准的免费专招安徽流亡青少年的中学。

 

  从成都到江津,如乘汽车,用时少,但费用太高。我就从成都西门外乘木船到宜宾,再换乘轮船到江津德感坝。因为是免费,国立九中特别难考,初中只招110人,可报名者多达1000多人,最后我有幸被录取。

 

  读到初中三年级时,叔父作为教育部特聘教授,受聘到西迁湘西辰溪县龙头垴的湖南大学任教。我于是就读辰溪乡村师范,后考入湖南大学附属云麓中学插班高二年级。云麓中学是为湖南大学教工子弟办的,许多教师都是湖大的教授或讲师兼任,教学质量很高。

 

  我在读高中的1942-1943年,叔父正忙于写书《台湾郡县建置志》,他是文史学者,查找大量史料,论证了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叔父选此题时日本霸占台湾已近50年了,日本的侵略势头正劲,不可一世。叔父太忙,我便帮他整理卡片,抄写书稿。该书1944年5月在正中书局出版,为二战胜利后中国收复台湾提供了历史依据,这也算文化抗日吧。1946年该书获教育部社会科学一等奖,这是湖南大学历史上没有过的荣誉。到1947年该书三次再版,此乃后话。

 

  我在念完高二后即投考湖南大学电机系,被录取。

 

  投笔从戎  湘西会战

  1943年,就在我考取了湖南大学时,国民政府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国,号召“一寸河山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征召青年军。我在长沙、重庆等地所见日军暴行,历历在目,对日军恨之入骨。我知道,不消灭日本法西斯,学业、家业都无从谈起,于是决定放弃学业,报名参加青年军。经过体检和考试,我因考试成绩较好,被分到设在芷江的空军通信学校第九电信训练班,同批参军的有的分到青年军,有的分到远征军出国,有的分到宪兵营。

 

  当时芷江是抗日的第二道防线,空军第九总站设在此。芷江机场当时是全国最大的机场,美国的飞虎队和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都以第九总站为基地。第五大队配备有先进的P-51型战斗机和B-24型轰炸机。空军通信学校第九电信训练班设在郊区柳树坪张家祠堂内,一墙之隔的是第五大队飞行员与工作人员宿舍。

 

  我们训练班同学,湖南人居多,安徽、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广东等地的都有。大家都是经过考试(英语占的分数较多)与体检择优分配来的,只有两位湖南邵阳籍同学朱克剑、刘拔萃是由第九总站高站长保送来的,当时号召所有青年人学习他俩的事迹,他俩是沦陷区邵阳高三学生。

 

  有一天,日军派出战斗机护航轰炸机,到我后方来轰炸,第五大队P-51型战斗机和飞虎队P-51型战斗机由芷江机场起飞,在邵阳上空与敌机激战,一架飞虎队战机不幸中弹,飞行员司潘斯跳伞降落在一个小湖里,游泳到湖边山石处躲藏,日军满山搜索未果。

 

  朱、刘两同学目睹了这一幕。日军走后,他俩找到飞行员,用英语与其交谈,经过一番解释,飞行员相信了他俩,跟他俩回家。到家后将飞行员头发、胡子都剃光,换上了他们父亲穿的长袍子,用白围腰大布巾扎上腰,再戴上帽子,化装成当地农民,带他连夜偷越敌岗哨,来到国军驻地。他们向驻军首长说明情况,驻军首长与空军第九总站核实情况后,派车将他们三人送到芷江,飞虎队队长要给奖金,被谢绝。

 

  他俩要求给介绍工作,飞虎队将他俩介绍给第九总站,第九总站高站长兼任训练班主任,于是就保送他俩进训练班学习。飞行员司潘斯归队后经常来训练班玩,与我们班同学交谈,玩得很好。

 

  我们训练班分机务与通信两组,我被分在通信组。教材都是通信学校统一编印的,军训教官是总站派来的,技术理论(如发动机、气象、译电等)教官都是通信学校的。

 

  通信技术教官吴洵漾是浙江人,从轰炸机上调来的,业务水平高。他除讲授陆空、空空、平面通信外,还整天在教室里用蜂鸣器按电键手把手地教我们发报,由每分钟英文和中文字母几个字开始,逐渐进步到数十字,要求在教室里每分钟发中文120字、英文140字,到机子上每分钟发中文100字、英文120字才能毕业。毕业后分到第九总站下属站的各飞机场电台见习,再正式上机工作。我毕业后被分到贵州施南塘坨镇的一个小飞机场的六十二电台见习、工作。

 

  1945年4 - 6月,日军发动“雪峰山战役”(即湘西会战),向芷江发动全面攻势,企图攻占芷江,打开大西南通道。

 

  中国陆军在雪峰山一线阻敌,中、美空军从芷江机场出动战机2500多架次参战,击毙日军12000多人,击伤15000多人,使敌人始终未能逾越雪峰山,遭到了惨败。湘西会战的胜利,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灭亡,为芷江受降奠定了基础。会战期间,我昼夜守机值班,接收信息,传达命令。受前方胜利消息鼓舞,两个多月虽睡眠不足,却总是精神亢奋。

 

  芷江受降  南京接收

  1945年8月15 日,日本天皇向同盟国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我们六十二电台全体官兵调回芷江待命。

  当时南京为前方受降地,芷江为后方受降地。

  位于芷江七里桥村的中美空军联队俱乐部大礼堂定为受降会场,我参加了会场布置,会场正面孙中山像,像上方是“天下为公”四字,像两侧分别是“革命尚未成功”和“同志仍需努力”字联。像前摆放长桌,上面铺着白桌布,犹如法官案台,正中是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的座位,左边是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的座位,右边是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的座位,侧面是译员和记录员坐席。对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后四把椅子作为投降代表坐席,日军首席投降代表是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大礼堂前扎有松柏牌楼,芷江无城墙,在东西南北街道出口处也都扎了松柏牌楼,大街小巷都贴了不少标语,军、宪、警人员全部换穿呢制军服,并全部换了新式武器,经强化训练,走在街上雄赳赳,威风凛凛。

 

  受降准备工作完毕后,我空军无线电台与日本空军电台联系,通知他们受降事宜:指定受降那天所用的波长,要求来芷江的飞机连飞行员与通信员不准超过7人,同时飞机尾后必须挂一丈以上长的白布,日方飞机无线电必须与我方对空无线电随时联系等。我方的通知是命令式的口吻,发报的是我的同学战友,我的任务是戴着耳机守在机器旁监听上述信号。随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等总部官员、各战区长官、美军方人员及记者陆续飞抵芷江。

 

  1945年8月21日早上8点,我方第五大队一个中队9架P-51型战斗机起飞,在芷江上空警戒。日机从汉口起飞,当发现日机到达常德上空时,我方9架战斗机加速迎上去,3架抢在日机前方,3架上升到日机上方,3架尾随其后。到达芷江机场上空,我方前3架首先着陆,日机随后着陆,我方其余6架战斗机继续在芷江上空实施警戒。

 

  日机着陆后,所有人员全部走出机舱,双手上举,请求我方宪兵检查。经过仔细搜查,无可疑之处后,即令他们乘坐我方准备好的敞篷吉普车,车前插有一面小白旗。我方军、警、宪人员全副武装,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车队前面是开道警车,日方两辆降车随后,后面又是我方警车压阵。车队绕芷江城一周,芷江街道两旁站满了民众,口号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受降期间,我还承担了一些杂务工作,看到日军代表的狼狈相,我开心极了,心想:“小鬼子,你也有今天!”

 

  第二天(8月22日)上午8时,受降仪式开始,会场周围站满军、宪、警人员,戒备森严。主席台上端坐着我方首长,对面的日方席上坐着投降代表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等4人,他们的后面坐满了各界、各战区代表及第九总站工作人员。仪式由高站长主持并首先讲话,接着各界、各战区代表讲话,最后日方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宣读投降书。双方签字后,今井武夫手捧投降书,低头弯腰,双手递给我方首席受降代表萧毅肃中将。这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紧接着鞭炮齐鸣,欢呼声、口号声震天。

 

  仪式结束后,日方代表又坐上插着白旗的吉普车,我方军、宪、警人员荷枪实弹押送,按头一天的乘车顺序,再加上我方代表及各界、各战区代表乘车随后,长长的车队又绕芷江城一周。我深深感到我们被侵略者蹂躏的时代结束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我为见证了芷江受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自豪。

 

  当晚,何应钦总司令设庆功宴,芷江军民欢聚一堂,欢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

 

  芷江受降后,我方即准备去各沦陷区接收日本陆、海、空军工作。空军由航空委员会统一调动,必须先切断日方的耳目——设在南京的空军无线电总台。我被调往南京,一行20多人在芷江乘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再乘汽车到中山东路原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址,接收日军空军总台。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住在对面的原司法部大楼,他的住处是由陆军去接收的。随后我方在南京小营梅园新村前院架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无线电总台,航空委员会调来贡常怀任总台台长。架设完成后,总台开始与全国各地电台及飞行中的飞机联络。

 

  1946年3月,我的叔父因轮船事故不幸去世,我请假奔丧,处理后事。因大大超时,更因当时国共谈判决裂,内战爆发,我不愿意打内战,故没有回空军,自动脱离。后被家乡的鹞石中学聘为数理教师,以后又应聘到四毅中学(枞阳一中的前身)任教,并于1948年春结婚。

 

  1954年的肃反运动中,组织上认为我在国民党空军工作过,定我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回家生产。以后20多年,我顶着“五类分子”帽子当农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每次政治运动都要受到冲击,我的前五个子女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成了地道的农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组织上为我平了反,恢复公职,我又回到老洲区,在中学任教,直到1982年退休。

 

  我从18岁起当了两年多的兵,从29岁起受了20多年的罪。一生虽然坎坷,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但我为自己在民族存亡之际没有当亡国奴,并为抗日做了一点事情而引以自慰。

口述/周昂驹    整理/杨昂岳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wsbl1960)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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