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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苦苦寻找的世界——忆我的母亲凌叔华
发布时间:2019-1-14 9:31:16    阅读次数:386

  凌叔华,与冰心、庐隐、苏雪林等被视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女作家的代表人物。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出生于传统旧家庭中的凌叔华,一直在苦苦寻求新女性的成长之路。但她作为一位女作家的成就,作为一名探寻独立与解放的新女性的意义,却在种种名人轶闻中被消解。她与徐志摩的关系也一直是个谜。

  定居于英国的凌叔华女儿陈小滢,忆及母亲,有时会非常冷静地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对母亲的性格和内心世界有着种种深刻而犀利的剖析;有时又会回到一个女儿的立场上,本能地替母亲辩护。

  从我懂事起,我就知道母亲的身世不同寻常,是出生于官宦人家的“大小姐”。我的外祖父叫凌福彭,出生于广东番禺的一个富商家庭。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进士,并点翰林,与他同榜的,是后来在这一年因“公车上书”而名声大震的康有为。

  1902年和1905年,任天津府知府的外祖父,两次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遣赴日考察监狱制度。后来又做过保定知府、天津道长芦盐运使,1908年升任为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再后来又做过直隶布政使,是一位官运亨通的人物。外祖父还是一个造诣匪浅的文化人,他精于词章、酷爱书画,经常组织诗社和画社,交游甚广。当时许多名流,如辜鸿铭、齐白石、陈衡恪等都是他的座上宾,辜鸿铭还教母亲古诗和英语。

  另一方面,凌家又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家庭。我的外婆叫李若兰,是凌福彭的第三房太太。母亲是外婆的三女儿,在15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十。要想在这么多孩子里得到外祖父的青睐,肯定不是一件容易事。不过,母亲很快就很幸运地有了这样的机会。有一次,她无意中在墙上画了些山水、动物,被外祖父的朋友、宫廷画家王竹林看到了,他大为赞赏,提出要教她画画;后来她成了慈禧太后喜欢的宫廷画家缪素筠的得意门生,母亲的绘画造诣后来也得到公认。

  从我有记忆起,便时常听母亲提起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互相争斗的故事,比如一个姨太太给另一个姨太太送西瓜,那个姨太太的丫鬟拿银针往瓜里一扎,原来瓜里有毒。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说到最后都是彼此猜忌、互相勾心斗角。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

  在古典文化熏陶下长大的母亲很早就显示了她的写作才华。1921年,她考入燕京大学。她给到燕京大学讲授“新文学”的周作人写了一封信:“这几年来,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做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1924年,母亲在《晨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从此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在中国文学史上,母亲和冰心、庐隐、苏雪林等人,一起被列为新女性作家的代表。但仔细观察,母亲写的也都是她熟悉的旧式家庭里的生活和人物,所以有一些人把她归为京派新传统主义的代表。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她的作品,认为写的不过是有闲阶级无聊时的趣味而已。

  1925年,徐志摩接替孙伏园成了《晨报》副刊的主编,他对我母亲很欣赏,把她比作中国的“曼殊菲尔”,成为母亲创作的热情支持者。母亲认识徐志摩时,徐志摩正陷于与林徽因失恋的痛苦中。也许是把母亲当成他的倾诉对象,他们之间在半年里就有七八十封通信,后来很多人也关注她与徐志摩、林徽因之间的一些故事。母亲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与徐志摩有感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她这样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而徐志摩也曾说:“女友里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

  沉默的父亲

  因为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先生的一场论战,使得父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被扣上一顶“反动文人陈西滢”的帽子,所以说起父亲,我能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委屈”。

  父亲1896年出生于无锡。15岁留学英国,1922年在伦敦大学取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外文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6岁。

  父亲回国后,正赶上新文化运动开展得最火热的时候。起初,他与在英国读书时就结识的徐志摩一起翻译了西方一些作家的作品。1923年,他与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又一起组织了新月社。泰戈尔的访华就是由他们出面操办的。1924年年底,在北大任教的留英学者们发起创办了一份《现代评论》,父亲开了一个专栏叫“闲话”。闲话短评涉及广泛,既有对风花雪月的好莱坞电影的评论,也有对中国人举止的讽刺性描述,还有思考文学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很快就成了《现代评论》的一块招牌。梁实秋说:“陈西滢先生的文章晶莹剔透,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志从容和趣味。”

  但是《闲话》至今还能保持那么大的“名气”,还是因为父亲与鲁迅先生的那场论战吧。他们的论战是因北京女子师范的学潮而起的。鲁迅与周作人是女师大的老师,他们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支持他们驱逐校长杨荫榆;而父亲则反对学生运动,提醒他们警惕自己被别人操纵。他也不同意学生们对校长采取的手段,比如在学校的公告栏里写了很多对校长侮辱性的言辞,在课堂上起哄等等。因为父亲与杨荫榆都是无锡人,鲁迅先生回击,暗示他是因同乡之谊而替杨荫榆说话。

  父亲比鲁迅小16岁,在我看来,他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而鲁迅先生40多岁,脾气比较大,也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挑战。所以两人论战的火药味也越来越重,话题也渐渐偏离了最初的轨道,最后发展到对彼此人格的攻击。

  这场长达两年的笔战以胡适的“调停”而告终。

  不过,论战归论战,在评价鲁迅先生的作品时,父亲抛却了这些私人恩怨。1927年,父亲写了篇《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只选了两个短篇小说集,一是郁达夫的《沉沦》,另一部是鲁迅的《呐喊》。在评价《阿Q正传》时,他说这个人物同李逵、鲁智深、刘姥姥等同样生动、同样有趣,“将来大约会同样的不朽的”。他还说了一句话:“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的其余的文章。”我记得父亲还告诉过我,在30年代初的一次文坛聚会上,他与鲁迅相遇,两人还礼貌地握了一次手。

  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但这句话套在父亲身上很不恰当。《闲话》的文章很犀利又辛辣,给人感觉好像父亲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父亲是一个很宽厚的人,也不太爱说话,说起中文甚至有点结巴,总是说“这个这个”,完全不是他文章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风格。

  我的家庭

  父亲与母亲的结识,说起来母亲主动的成分似乎多一些。那时候母亲还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她的几篇小说都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而父亲正是《晨报》的编辑。母亲给父亲写信,请他去干面胡同的家里喝茶。

  父亲后来跟我回忆,他带着一种好奇心赴了约,想看一看这个写小说的女孩子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结果那天他在胡同里绕来绕去走了很久才找到,他当时还纳闷,这个女孩子怎么会住在这么一个大宅子里?可能像林黛玉一样是寄人篱下吧。父亲敲门进去,先是门房带着他走了一段,然后有一位老妈子出来接,又走到一个院子里,再出来一位丫鬟,说“小姐在里面”,把父亲吓了一跳。1926年,父亲与母亲在北京欧美留学会结了婚。我想他们也是因为对文学有共同的兴趣才走到一起的,我相信他们在走向婚姻的时候还是有感情的。那个时代的女作家并不多,父亲对母亲有一种爱才的心理;从另一方面讲,父亲是留英博士,26岁就当北大教授,母亲自然也会被这些“光环”所吸引。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婚后不久,他们一起回到父亲的无锡老家。按照老家习惯,儿子、媳妇应该站在老人后面,替他们端茶、倒水之类的,母亲很不愿意,觉得很丢脸,就装病躺着。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我记得她跟我说:你绝对不能给男人洗袜子、洗内裤,这丢女人的脸。她还经常“告诫”我的一句话是: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武汉大学成立不久,父亲应王世杰之邀任文学院院长。母亲跟着他一起去武汉生活。起初母亲很不习惯武汉的生活,她所住的房子很小,院子又狭,阳光也不能多看到一片,与之前生活过的北京、天津以及日本的京都等地反差太大,难以适应。当然,最使她无法忍受的还是当时武汉的文化环境之差。

  1932年他们搬到珞珈山,自然环境有所改善,她又结识了袁昌英、苏雪林,三个人常在此谈诗论画,当时她们也便有了“珞珈三杰”的美称。那时候母亲仍然继续着她的文学创作,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一直是母亲写作的要旨。所以她的小说一直被归为“闺秀文学”的范畴,在那个一要救亡二要革命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她的那些太过生活、太过女性的写作,是不符合当时潮流的,于是也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我记得小时候经常有大人跟我开玩笑,问我想不想再要个小弟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抬头看母亲,而她总是很坚决地摇头说不要。在她看来,生孩子太痛苦,做女人太倒霉。

  我几乎没有母亲抱我的记忆,只有一次,我记得她说:“洗小猫猫手。”这是她头一次这么亲热地喊我,所以我特别高兴,一直记到现在。

  插曲

  我知道,谈母亲的经历一定逃不过这个人的名字: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朱利安•贝尔来自英国一个著名的家庭:他的母亲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是一位著名画家,他的姨妈则是英国现代文学大师、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朱利安•贝尔是1935年被我父亲聘到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的。原本是诗人的朱利安身上有着浓厚的自由知识分子色彩。

  不知道朱利安是怎么喜欢上我母亲的,他比她整整小8岁。我想他们之间产生恋情,也有一定的原因吧。那时武大会说英文的不太多,而会说英文的母亲以院长夫人的身份对初来乍到的朱利安有诸多照顾,加之“中国才女作家”的身份,使得朱利安很容易对她产生亲近感。

  父亲任武大文学院院长后,严格遵循西方的职场规则,不聘用自己的妻子到学校任职,这让一心想做新时代女性的母亲很不高兴。出生于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家庭的朱利安从来不掩饰对异性的兴趣和喜欢,他的赏识和恭维,对身处那个环境的母亲也许是个莫大的安慰。

  即便在我知道这段往事后,父亲也从来没有讲过他当年的心境。朱利安•贝尔的弟弟昆汀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史学家,他找到了很多我父亲写给朱利安•贝尔的信,其中一封信上,父亲指责朱利安说:你不是一个君子——因为朱利安曾经答应父亲,他和我母亲不再见面,但是武汉大学一位女教授告诉我父亲,凌叔华在香港还是广州偷偷地与贝尔幽会了。

  因为这段感情闹得沸沸扬扬,朱利安•贝尔最后不得不离开中国。离开武大时,学生们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很多学生认为贝尔是一个先进分子,父亲是一位保守分子,所以把贝尔赶走,但我父亲一句话也不能说,他也要顾及我母亲的名誉,我想父亲的内心肯定非常痛苦。回到英国后,朱利安志愿参加“国际纵队”,赴西班牙支援反法西斯战争。

  1937年7月,在马德里保卫战中,德国飞机把他驾驶的救护车炸飞,朱利安死时只有29岁。这些事情当然影响了我对母亲的一些看法,但是我跟母亲也从来没有谈过此事。不过父亲曾经跟我提起过,他说他买了很多朱利安•贝尔的诗集,但每次买回家,就被母亲藏了起来,他就再也找不到了。母亲有一间书房,保存很多珍贵的字画以及涉及她个人隐私的一些信件,包括我父亲在内,谁也不能进去。等母亲去世后,我替她整理遗物,却只剩下些无伤大雅的东西。母亲一生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

  1938年,因为抗战形势恶化,武汉大学决定内迁到重庆乐山,父亲先随一批老师去那边勘探地址,不久,母亲带着我乘船到四川与父亲会合。我们在四川的日子,多半是在乐山过的。当时乐山是一个小县城,什么也没有,我想母亲肯定不喜欢那个小县城。

  “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想她可能对自己的婚姻心生悔意,也可能觉得家庭是个累赘,认为自己如果不结婚,可能成就更大。

  1939年,母亲说外祖母去世要回去奔丧,她一个人独自带着我离开重庆,辗转从香港、上海、天津,回到已被日本人占据的北平。可是我没有任何参加葬礼的记忆,我猜测母亲对重庆的生活厌倦了,以这个借口“逃回”了北平。

  1946年,父亲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在巴黎工作。父亲的薪水并不高,而巴黎消费又太高,所以母亲不愿意在那里定居。平时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巴黎,而我和母亲住在伦敦,他们两人的交流本来就不多,这样一来就更少了。其实在伦敦,母亲生活得并不称心。那时在英国的中国人也不多,所以她的生活圈子有限。

 

  各自飘零

   1953年,母亲在英国出版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y),在英国很快成为畅销书,可是我想西方人很难把这个作品放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来理解中国女性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他们真正好奇的,或许是妻妾成群的东方式家庭,这也是母亲的悲哀吧。

  讲学是她晚年的另一个生活内容。1956年,新加坡南洋大学邀请她去教授中国近代文学,她去了4年。1960年又到马来西亚去教书。1968年,她又到加拿大任教,讲授中国近代文学。这也许是她逃避与父亲共同生活的一种方式。

  虽然父母这么多年来,还算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隔了这么多年看,我觉得他们俩是不幸的。如果父亲当年跟别人结婚,也许挺幸福的,如果他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可能离婚就会各自解脱。但是那个时代,女人离婚在别人眼里毕竟还是件丢脸的事,所以他们最终走不到那一步。

  后来的父亲更加沉默寡言。我记得有一次几位美国的汉学家来我们家拜访,其实想同时见父亲和母亲,但母亲觉得自己更有资格,所以她不让父亲出面。我记得那一次把父亲气坏了,他涨红了脸跑出来跟我说:“你母亲不让我见这几个美国来的汉学家!”

  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法国政府要求“中华民国”关闭使馆。当时父亲的办公室设在大使馆里,所有工作人员都撤了,就剩下父亲还孤零零地守在那儿。后来法国当局派警察要强行执行,父亲深以为耻,血压上升,突然中风。此后他的身体一落千丈,以后几次中风,不久回伦敦休养。

  1970年3月,父亲去世。

  1979年母亲得了乳腺癌;1986年,又发现癌细胞已扩散到骨头里。她还一直惦记着要回她出生的北京,于是1989年12月,我和丈夫秦乃瑞一起陪她回到北京。 

  1990年5月16日,她在昏迷几天后醒过来,恍惚中提出想看看北海公园的白塔和干面胡同旧居。在舒乙的帮助下,我们找来担架,在十多位医护人员陪护下,先带她到北海公园看了她想念的白塔,又到了史家胡同甲54号——那28间房子是她的嫁妆,如今已改成史家胡同幼儿园。在曾经的旧宅前,她好像回到了过去,她说:我母亲帮我做午饭了。几天后母亲离开了人世,她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会死的。

  我承认,我对母亲有过怨恨,但这么多年过去,那种怨恨的心情已慢慢消逝,转而成为一种同情。这些年来,我看母亲留下的那些文字,她的家庭,她的互相争斗的姨娘们,还有那么多孩子彼此间的竞争,我在试着了解她,却感到越来越悲哀。其实母亲也有她的痛苦和难处,我想,那个时代的女性都在寻求自身的解放。有的人,比如丁玲,会采取一种更激进的方式,投身革命,与旧家庭决裂。而母亲一生也在寻求解放自己的方式,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

 

口述 | 陈小滢 

整理 | 黎青青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wsbl1960)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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