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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到深处人孤独——我的父亲张恨水
发布时间:2019-1-14 9:27:50    阅读次数:55

 

   “张恨水”,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20世纪创作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用毕生心血所营造的3000多万文字世界,用多种体裁,勾勒出一幅鲜活的中国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图景;而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忽略了他的存在,或将其作为批判对象,或干脆不列入文学史。1937年,张伍出生在南京。受热爱京剧的父母影响,张伍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学习老生,后改为戏曲研究。张伍说,从父亲为自己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张恨水不是许多人想象的只会吟花弄月的旧式文人。  

    将门之后

    父亲“张恨水”的名字,是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诸多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但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

  我的曾祖父张开甲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国兴起时,他还曾入湘军曾国藩部队。他的绝技是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父亲后来在写《啼笑因缘》时有一细节: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很多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曾祖父的绝技。

  父亲1895年出生于江西,祖籍安徽潜山。据说他出生那天,正好是曾祖父接到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父亲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过人,过目成诵,有“神童”的美誉。祖父本来计划让父亲东渡到日本留学,但父亲更向往欧美。但不幸的是,祖父突然染上一场急病而猝然去世。父亲是家中长子,去世前,祖父把父亲叫到病榻前,问他:你能否上养老母,下养弟妹?父亲跪在病床前,郑重地承诺下来。从此,家庭的重担便压在父亲身上,一压就是大半生。

  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在亲友的介绍下,父亲先到了上海,考进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就读期间,他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投到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也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过了几天,父亲竟然收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刊载。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这次投稿中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很多兴趣和猜测,其实就是来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1919年秋,父亲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的心愿是想到北大当旁听生,但首先要解决自己的谋生问题。有一天,父亲的一位同乡来访,随手带走了父亲闲时填的一阕《念奴娇》,而这个词又恰巧被后来成为报业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让他大为倾倒,由此两人结识。

  1924年,成舍我要父亲在他创立的北京《世界晚报》中负责文艺副刊。父亲对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谓“呕心沥血”也不夸张。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颇受读者好评。

  父亲那时同时兼几份工作,还在《益世报》、《世界日报》当编辑,每份稿费上他写着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是为了克制自己不花钱。他对祖母极为孝顺,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不管多忙,他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从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刹那,父亲跳下人力车,不顾土路的肮脏,50多岁的人扑通一声就远远跪下来,笑声、哭声混成一片……

  《春明外史》是父亲在此期间撰写的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连载小说,也是29岁的父亲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等着当日报纸的发售,以先睹为快。如此景象长达五年之久。“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黄金时代

     如果说《春明外史》让父亲在文学殿堂初露头角,《金粉世家》则让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日是豪门,很多读者好奇地猜测,有人说写的是袁世凯家,有人说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虽然父亲一再公开声明这只是部小说,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好事的“索隐派”。还有许多读者在看到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竟不禁为其一洒热泪,不少人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父亲创作的人物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1929年,父亲应全国最大的报纸——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之邀,开始创作《啼笑因缘》,再一次证明了父亲在小说写作上的创作力。这部小说后来也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仅搬上银幕和荧幕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70余年来,不断地被重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

  父亲一个令人叫绝之处是,好几部小说,比如《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他都是同时在写。其实并不是他想这样,大多情况下都是碍于朋友面子、情不可却之下答应下来的。我爱人还问过他:

  “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

  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会弄乱吗?”

  对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时他同时在写7部小说,都是长篇,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啼笑因缘》掀起了一阵狂潮,有捧的,有骂的,但不管是谁,他们都对父亲的文字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肯定有加。他的读者之多令人吃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妇孺百姓。张学良、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陈寅恪、章士钊等都是他的读者。数十载后,我还看到当年的读者保存的剪贴本,上面仔细粘贴着父亲当年发表的每一期的连载,感动之余,又由衷地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

  1930年,父亲因故辞去了《世界日报》的工作,他一心一意地开始了他热爱的写作。这一时期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愉悦的时光。

  这一时期,父亲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为得意之事。父亲从幼年起就迷恋上了绘画,1931年,在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他用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简称“北华”)。

  父亲和美术界的许多画家都是好朋友,在他的真诚邀请下,齐白石、王梦白、李苦禅等都前来任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白石、王梦白两人平时素不来往,但由于父亲的友谊和情面而使得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的一段佳话。也许是父亲的“盛名”之故,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名学生,分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系等。后来成为优秀艺术家的张仃、蓝马、凌子风等,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可惜这样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学校,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因日军的炮火而夭折。

 

    国如用我何妨死

    父亲虽是南方人,但他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以北京为背景的,写北京的历史、文化、风情。父亲热爱北京,一直将它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35年北京出现了伪政权,不久有传闻说父亲因写抗日小说上了黑名单,父亲被迫于这年秋天黯然离开。

  他在诗中不无伤感地描述:“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离开北京后,父亲的老朋友张友鸾极力怂恿他到南京办报。父亲也很喜欢南京,用他的话说,“卖菜翁都有烟水气”。他把自己的四五千元积蓄拿出来,创办了《南京人报》。张友鸾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成为历史。

  1937年底,父亲把全家迁往安徽潜山老家后,自己提着一个柳提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父亲听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之余感到无比愤慨。我的四叔张牧野虽是学美术出身,但也是一热血青年,他向父亲建议干脆回家乡组织一支人马打游击抗日。43岁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以自己的名义亲笔写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呈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但被拒绝了。

  1938年1月,父亲来到重庆,在此结识了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他们正计划将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因而力邀父亲加盟。父亲欣然接受,不久,张慧剑也参加进来,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三张大会师”。

  半年后,母亲抱着我和哥哥,冒着日机的轰炸,跋山涉水,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和父亲团聚。在重庆郊区南温泉的三间茅草屋里,哥哥、我和两个妹妹,与父母住在一起。我们那时生活得很窘迫。在那8年里,我们全家没有照过相,没有一张留影。记忆中父亲经常坐在破桌子前,戴着老花镜,用筷子把米里的麸子和虫子一个个挑出来。

  父亲虽然写了大量作品,但早期的稿费并不高,只是在《金粉世家》之后身价才“涨”了起来,但他上有老母、下有三弟二妹,他们的上学、结婚,都要靠父亲负担。此外,当年他投了很多钱的“北华美术学校”和在南京创办的《南京人报》,都因日本人的入侵而停办,等于将他前半生的钱都耗费一空。直到抗战后期,上海的一些书商进入四川,出了一些书,父亲的境况才好一些。

 

    重回北京

     抗战胜利后,父亲应陈铭德夫妇之邀赴北平筹办《新民报》,父亲在北平的人缘好,北平人一直将他视作“老乡”。阔别8年,听说他又回来办报了,老读者们早已奔走相告。

  北平《新民报》创刊的第一天,报纸就被抢购一空。父亲在其主编的《北海》副刊上相继发表了小说《巴山夜雨》和《五子登科》,此外,还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散文等,颇受读者欢迎。北平《新民报》的发行量始终居北平各大报纸之首。从1946年到1948年短短的3年内,父亲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父亲回到北平后,有一件事令他非常痛心又很难过,就是那时在东北、华北等地,出现了许多冒“张恨水”之名出版的伪书。我查有实据的“伪书”就有52本。父亲说:“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但我绝不承认我的文章下流。七八年来,伪满洲国和华北、华东沦陷区,却让我的尊姓大名下流了一个长的时期。”对这些伪书,他反感又无奈,我们兄妹有时从书摊买回伪书,回家请他过目,他总是看也不看就说:“烧了!”

  回北平后,我们先在北河沿安了家,这是母亲的私房钱买的,故名“南庐”。父亲极喜爱花草,小院子挤满了各种颜色的花,生机盎然。经历了漂泊、分离的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一起安享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惜,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

  1949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正在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的父亲,突然口齿不清,继而昏迷不醒。母亲赶紧派人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

  患了脑溢血的父亲在昏迷数天后终于醒了过来,但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母亲,谁也不认识了。

  父亲开始像小学生那样,每天在大字本上练习楷书,一笔一笔地写,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写,从头开始,特别专注,终于,他能灵便地写字了,而且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病前的水平。

  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他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1954年1月1日起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再一次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从1955年始,父亲的旧作《八十一梦》、《啼笑因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陆续出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父亲对自己病后“只拿钱不做事”的顾问一职颇为不安,他亲笔写信给文化部部长茅盾,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解放后,靠稿费生活的专职作家,父亲是第一人。

  1957年以后,报刊对父亲的约稿陡然减少,他的书也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父亲一下子清闲下来。闲暇时,他就在院子里整理他喜欢的花草。

  1959年10月,奔波劳碌忧患半生的母亲撒手而去,让父亲再一次遭受巨大打击。母亲原名周淑云,长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温柔,加之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厉言疾色地大声喝斥过谁,偶尔发次脾气,也是柔声细气。

  母亲当年是“春明女中”的学生,据说是在学校的游艺会上,父亲认识了母亲,而且一见钟情。母亲是父亲的读者,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很快便坠入情网。

  婚后,父亲用《诗经》第一章为母亲易名“周南”,从此母亲就以此名行之于世。

  1956年母亲不幸得了癌症。虽经过两次手术而希望渺茫。母亲之死,对父亲的打击极大。他一度每周去一次母亲的墓地,直到暮色苍茫才回家。

  自此,父亲变得更加不爱说话,总是默默地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母亲的所有照片挂在床边,似乎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把对母亲的思念,都倾泻于一首首诗词中。

 

    手泽无多唯纸笔

    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 , 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邮局取稿费,邮局小姐看了他的签名,先是一惊,既而跟周围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一阵,惹得邮局里的人都抬头看他,把父亲看得极窘。出来后,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更了不起的地方,不仅仅在于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是他的人格修养。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句:

  “书在,就会说话。”他从来不参与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父亲长期被冠以“鸳鸯蝴蝶派”,这个标签使外界对他们这一派的作家有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只会吟花弄月、不关注社会现实的一群作家。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公平的评价。何为“鸳鸯蝴蝶派”,一直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而是把那些写传统形式的小说的人笼统地划归这一派。这个定义也很芜杂,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他们的各自特点并不一样。比如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写了《秋海棠》的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岁时还说:“别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鸳鸯蝴蝶派’。”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被视为另类,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心里深处一定埋着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凉,他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父亲在家里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对父亲的感觉是敬畏多于亲近,也许正因为如此,童年时他为我讲过的《木偶奇遇记》,我铭记终生。但他对妹妹非常疼爱,父亲喜欢弄花,唯一允许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家也笼罩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兄妹几个也到外地参加“社教”或“四清”运动,家里愈发冷清。父亲终日呆在书房里,与他热爱的《四部备要》为伴。他用已经不大听使唤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给在外地的两个妹妹通信,因为想念女儿,他竟然半夜哭湿了枕头……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这年除夕,父亲还拖着病体颤颤巍巍地下跪。那时他好像已经有所意识,在心底一定在对祖母诉说着什么。过了年,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加虚弱。正月初六的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的苦劝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医院看病。当晚11点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就披衣过去,见父亲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我让他早点睡,父亲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谁知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父亲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

  2002年,父亲曾住过的砖塔胡同面临拆迁,我和家人曾申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还是落了空。父亲曾有诗云:手泽无多唯纸笔。除了那3000余万字的作品,父亲的一生,便如水一样,历经波澜转折,最终漂逝而过……

 

 口述 | 张伍

 整理 | 李菁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wsbl1960)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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