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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 ——我的父亲阎宝航
发布时间:2019-1-11 16:07:43    阅读次数:463

→阎宝航(右下)与家人

 

  导语: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阎宝航”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从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到国民党高官,直至成为中共潜伏在隐蔽战线的一位特殊人物,阎宝航的一生充满了种种传奇色彩。但因为各种原因,他的故事却长期被遗忘于主流的历史宣传中。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驻华大使罗高寿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授予我父亲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大哥阎大新代替父亲接受了勋章。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尽管它迟到了半个世纪,但对父亲的在天之灵却是极大的安慰。

 

  从基督徒到社会名流

 

  从父亲留下的照片看,他给人的是一个宽厚儒雅、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其实父亲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出生的1895年,正好是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他的一生也因此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

 

  1913年,父亲考上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他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还长于各种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

 

  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当时关外东三省最大的一个民众组织。青年会经常举办智力讲演、科学讲演等活动,吸引了包括父亲在内的青年学生,他也很快成为活动骨干。1918年,父亲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德,他非常欣赏我的父亲。

 

  青年会在沈阳算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由此也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张学良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青年会有一个不错的网球场,张学良特别喜爱在此打网球,由此两人得以结识。父亲比张学良大5岁,他经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比如学习英文或是舞会,也介绍少帅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张作霖当时对我父亲也非常赏识。

 

  1927年,在张学良赞助下,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社会学。

 

  1929年,父亲学成回国,出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父亲回国时,日本人在东北频频制造各种事端,父亲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他们成立了“东北国民外交学会”,多次与日本交涉,也进行反日宣传。那时日本浪人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吗啡馆,贩卖海洛因等毒品。父亲出面组织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由他出任会长,以基督教青年会为阵地,组织学生协助警察搜查毒品。1930年,他在奉天小河沿将3次查获的海洛因487包、烟土400两,总价值近百万元的鸦片当众焚毁,还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前往现场观看,唯有日本领事不到场。父亲的举动大快人心,沈阳人称父亲为“今天的林则徐”。

 

  也许同为基督徒,宋美龄对我的父亲十分信任。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和宋美龄亲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长和指导长,父亲则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出任书记兼干事,还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张学良的高级幕僚角色。张学良对我的父亲也十分信任。“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知道张学良内心很苦闷,他们几个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少帅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

 

  1936年11月初,父亲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为名到了西安。其间,他和张学良还进行了一次长谈,张学良向他明确表示不想参加内战,也透露自己和共产党联手的想法。父亲从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爆发了。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一直奔走于各方,为和平解决此事,也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

 

  父亲还曾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又飞到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但张学良却仍未被释放,这让他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从西安回来后,父亲曾三次去奉化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都未果。1937年2月中旬,父亲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张,再遭拒绝。不过这一次蒋介石同意让父亲和张学良见一次面。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父亲后来回忆,两人相见时,外面监听的人的影子都看得见。没办法,两人只能长时间地握手,这次见面只有半小时。父亲离开时,几步一回头,张学良始终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去……这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面。

 

  一晃到1991年。这一年,年逾90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终于获得自由。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从美国发来电传,说汉公想见我和明复。

 

  1991年5月29日下午,我们终于在纽约见到了张将军。张学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玉衡是怎么死的?”我一时哽咽……

 

  张学良对父亲的死很伤心,他知道父亲死在秦城监狱,而他留在大陆的四弟张学思也死于秦城。提及此事时,他说了句:“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

 

  秘密加入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我们一家从南京逃难到了重庆。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先后去了延安,我和弟弟明复留在爸爸妈妈身边,所以也和他们的感情特别亲近。

 

  那段时间父亲仍活跃在国民党政府高层里。在重庆期间,父亲除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重庆市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等职。

 

  但很少人知道,父亲此时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一生的政治选择,与周恩来的关系很大。1937年元旦,父亲在西安与一些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商讨如何营救少帅的问题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谈吐和修养给了他深刻印象。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合作,父亲与周恩来在南京的接触越来越多。1937年9月,父亲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父亲对母亲和孩子们都保守秘密。他的真正身份,只有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核心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与李克农知道。不过,父亲也公开地与左翼人士来往密切。陶行之、范长江、李公朴夫人、杜重远夫人等,都曾住在我们家,所以国民党内部对他身份的猜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有一天,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曾很意外地邀请父亲到他的司令部见面,父亲身后还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刘峙单刀直入问父亲:“我是个军人,说话比较直接,你膝下6个孩子,4个都到延安去了,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反问一句:“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父亲接着又说,“孩子长大了,去不去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也不能够拿脚镣、手铐把他们拷上,不让他们自由行动,再说他们也是去参加抗日的。”

 

  我们后来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了很多国民党时期的文件,其中一份赫然写着“阎宝航”的名字,上面有军统特务写的父亲活动记录。这证明军统已经注意到了父亲,但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最终也没敢对他动手。张学良曾经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

 

  秘密战线

 

  父亲生前很少和我们谈及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对他做过的事情也并不了解。很多事情也是在他去世后的很多年后才慢慢浮现出来的。为了了解父亲的过去,2000年,我们委托一个朋友查了他的档案,发现父亲在1965年曾应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约请,写了一篇《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的材料。

 

  父亲回忆,1941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我父亲最合适这个工作。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父亲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罗申要求父亲设置电台,以建立直接联系,收集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

 

  1941年的某一天,分别三四年的大姐明诗突然从延安回来了,是周恩来亲自把她送到家。当时对外说的理由是,大姐得了肺结核,要她回重庆治疗。大姐回到重庆后,每周要去北碚两次,有时候父亲一块儿去。父亲给我买了小白鞋、白衣服,打着小洋伞,给我和弟弟穿得漂漂亮亮的,全家出动坐轮船的船头,一看便是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上层家族出去旅行,所以沿途也没有遇到任何检查。到了北碚,爸爸和姐姐他们到院里忙,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一个院子前面的石板地上玩跳房子或跳绳,玩到黄昏。

 

  我们后来才知道,大姐是被派回重庆帮助爸爸工作的。当时董必武交给父亲一部电台,设在北碚,电台的译电员就是大姐明诗。她手里经常拿一本《圣经》,其实是个密码本,父亲交给大姐的情报,由大姐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通过交通员送到北碚的秘密电台。而这个秘密交通员是妈妈的侄子高维升,我们喊他高大哥,大姐和高大哥往来于重庆、北碚之间,一直没被发现。

 

  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在做情报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巨大风险,在回忆里,他也只是淡淡地写了一句:“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

 

  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我父亲主要侧重于战略情报的收集。在此方面,他最大的贡献,便是及时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

 

  1941年5月初的一天,父亲参加以国民党高级官员为主的一个小型宴会,父亲感觉到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父亲见到于右任,问他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于右任趴他耳边,悄悄告诉他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是在6月20日前后一个星期。

 

  1941年前后,国际局势出现了一些变化。当时希特勒已制订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为使日本能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北攻苏联,拉拢国民党集团脱离美、英、苏的影响圈,德国方面将此计划明确地告诉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接到桂永清的密报后,国民党方面认为日本有可能北上进攻苏联远东地区,中共军队也会在苏联要求下,向华北转移去牵制日军,这样国民党军队可趁此机会控制黄河以南的日占区,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所以他们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很振奋。

 

  父亲后来回忆说,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心跳都加速了。为了确认,他还是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孙科回答说:“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父亲借故提前退出了酒会,正好工作组的交通员李正文在我们家,他让李正文将情报传递出去。

 

  当时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延安有一个联络小组,他们也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情报人员。负责翻译这份情报的人叫刘毅夫,他后来回忆,拿到这份情报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康生等几位重要领导都轮流看。然后由康生在电报上批示,将此情报“告友人”——也就是苏联方面。

 

  1941年6月22日,德军果然向苏联发起进攻。关于这一段,苏联元帅朱可夫后来是这样回忆的:“6月21日,斯大林从一个德军投诚人员口中得到确切消息,德军将于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进攻,这使来自中国的情报进一步得到证实。”“来自中国的情报”,指的显然就是来自父亲的情报。由于及时接到命令,在开战前的最后时刻,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后来的一切证明,正是这短暂的备战时间,使苏联免遭灭顶之灾。父亲回忆,此后不久,罗申告诉他:“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

 

  199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应邀赴俄的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一份特殊礼物,这就是父亲当年向苏联提供日本关东军布防绝密情报的复制件。由此也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劫难

 

  解放后,父亲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职位并不算高,父亲对此也毫不介意。因为父亲当年的身份特殊,所以他加入中共后,并不归地下党组织领导,而是周恩来亲自单线掌握的“特殊人物”,他的身份也极少被外界知道。1952年,中共中央批准父亲在外交部公开了中共党员身份,但还是没有向社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

 

  “文革”开始后,眼见着周围的人一个个被打倒,父亲对自己的命运似乎已经有所预感。1967年的一天,他对家里人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一旦我被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坏人。”这一次,他提到了“二战”中搜集情报的事情,嘱咐家人一旦被抓,赶快去找总理。

 

  但那一天还是来了。1967年11月6日傍晚,父亲刚下班回来,餐桌上已摆好的一碗面还没来得及吃,几个人冲进屋来把他抓走。母亲急着追上去喊父亲的名字,父亲在大门口回头安慰她不要怕,还轻声说了句“去告诉总理”。接连几昼夜,留在北京的亲人抱着父亲御冬的大衣,跑全国政协、国务院、公安部、卫戍区……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但毫无结果。

 

  在战争年代把4个子女都送到抗日前线的母亲,一夜之间却成了反革命家属。大姐明诗早就被打成右派下放鞍山,大哥被下放到贺兰山,二哥明智被隔离审查后也被赶到农村——他14岁就去了延安,后来到了外交部,成了共和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俄文专家,当时外交部对苏联的所有文件都是他经手的,不到50岁的二哥在湖南农村去世。在中央办公厅做翻译的小弟阎明复,也以“间谍罪”被抓进秦城监狱。

 

  那时我也被下放在干校里。有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候诊室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就这样哭醒了,以前我从来不记得自己做梦的内容,可是我却清晰地记得这个梦的每一个情节。我跟同屋说:“我怎么梦见我爸爸死了……”她说:“共产党员还迷信!”

 

  1971年,母亲得了肺癌,我要把她接到上海治病,起初她不肯去,她说:“我不能走,你爸爸进门第一眼没看到我,不行。”接到上海一个月后,她就去世了。

 

  去世前不久,妈妈曾口述了一封给周总理的信,大意是说:我始终相信玉衡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我把这封信寄给了被下放在香山附近挖煤矿的大嫂,请她设法转送出去。大嫂舒堤是吕正操的外甥女,那时吕正操、张学思等人也都和父亲一样,被打成“东北叛党集团”。后来,全国政协派人找到大嫂,说中央首长说了,高素一生不易,把孩子都送到抗日前线去了,是有功的,医疗、丧葬费用全部由公家解决。

 

  临终昏迷时母亲还满脸欣慰地自语:“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赶快包饺子。”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母亲还坚信父亲活在人世。我们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早在3年前便已被迫害致死了。

 

  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是怎么死的,他的骨灰在哪儿,我们都无从知晓。一直到1973年,中央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上还写道:“阎宝航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1978年1月,父亲终于得到平反。之后,我们恳请中央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姚艮叔叔帮我们查询父亲遇难经过。

 

  姚叔叔带着我们到了秦城监狱,查阅监狱犯人档案,找到了父亲在狱中的代号,册子上写着“反革命罪犯67100号”——1967年抓进去的第100号罪犯,而67124号——父亲被捕后的第24个人,就是我的小弟弟,才36岁的阎明复。弟弟在秦城被关了7年半之久,他在狱中曾听见邻近牢房里有位老人的咳嗽声,他觉得很像父亲。但那时他们每人一个单间,只有号码,没有姓名,所以他也不敢确认。现在想起来,那就是老父亲的声音……

 

  1968年5月,一次深夜拳打脚踢的提审后,父亲昏迷不醒,凌晨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叔叔陪同我们又到了医院现场,找到一位当时在场的老工人。他指着大厅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我顿时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在秦城监狱,我们还找到一张纸条,上面是父亲写给母亲的,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高素老伴我要回家……”在火葬场,我们找到了当年的火化工人,他帮助我们翻出一张批文,上面写着:“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保留骨灰。”

 

  父亲最终被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因为父亲的骨灰已经荡然无存,所以那里面放的是母亲的骨灰。这么多年来,“阎宝航基金会”仍然在运作着,尽管作为一个民间慈善机构,它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一路走来,很多人都感念于父亲当年的大爱精神而给我们提供很多慷慨而无私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讲,父亲虽然去世很多年了,但他却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从未离开过……

 

 

文章来源:“文史博览”(wsbl1960)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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