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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特务连长忆滇缅战役
发布时间:2012-6-17 15:42:02    阅读次数:2483

    (尤广才,抗战时期数十万中国远征军里最普通的一员。当年他躲过了枪林弹雨,从残酷的战场上幸运归来,却又身不由己被裹挟进大时代,身世浮沉、颠沛流离。无论在多艰苦的岁月里,这位倔强的山东汉子坚信自己做了一件“最光荣的事”。)

 

飞越驼峰

19444月的某一天,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马上飞赴缅甸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当时,我在5450师师部任特务连连长,54军军长是方天,下辖第14师、第50师和第1983个师,其中第14师和第50师被调到缅甸战场,能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我们每个人都深感自豪。

算起来,我们是中国派出的第二批远征军。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后,中国派遣5军、6军和663个军约10万部队,组成“中国远征军”,但是由于中方和美方指挥混乱,远征军遭受重大挫折,共损失5万人,其中多半是在撤退途中死于饥饿和伤寒病疫。远征失败后,廖耀湘率领的新22师、孙立人率领的新38师退到印度,重新整编为“中国驻印军”,国内番号为新一军,军长郑洞国,史迪威任总指挥,在著名的印度兰姆伽基地受训。

1943,史迪威发誓要卷土重来,重新打回缅甸,中国政府先是从国内调来胡素率领的新30师,之后又将 “中国驻印军”代号“X”部队,从缅北向缅中方向进攻;又在云南组建了中国远征军,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官,代号“Y”部队,从滇西渡怒江进攻腾冲、松山、龙陵中缅边境推进。

1943年,史迪威发誓要卷土重来,重新打回缅甸,中国政府先是从国内调来胡素率领的新30师,之后又将原54军所辖第14师、第50师调入印缅战场,以增强反攻力量,代号“X部队”,从缅北向中国方向进攻;又在云南组建了中国远征军,由卫立煌任远征军司令官,代号“Y部队”,从滇西渡怒江进攻腾冲、松山、龙陵,向中缅边境推进。

我们接到出发命令时,并不觉得突然。当时,军队里经常向我们讲缅甸战场的形势,我们早就做好随时被派往前线的准备。而在云南的祥云机场一带,美军一个军官训练团专门训练50师排长、连长学习热带丛林战术和使用新式武器,比如“60炮”、“30步枪”和冲锋枪。我也参加了这些训练,回来后再教给士兵。丛林里10之外就看不见人,所以冲锋枪很适合近距离作战。我们还学习怎么用专门打坦克用的战防枪和火箭筒,这些武器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所以感觉特别新鲜。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还来检阅过我们,他戴个帽子、留个小胡子的形象让我记忆深刻。

当年我们飞越的正是那条著名的“驼峰”航线。这条航线从昆明到印度东北加兰邦的汀江机场,全长840公里,要经过喜马拉雅山东段群峰,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峰背,故美军称之为驼峰(The Hump)。“驼峰”航线高度在60006500之间,空气稀薄,受气流影响变化大,很多飞机因此坠到山谷里,机毁人亡。“驼峰”又是日军空军和高炮控制区,又被称为“死亡航线”。通过“驼峰”航线,中国向印度运送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士兵,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的物资81%是通过“驼峰”空运,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长官阿诺德将军(General Henry Arnold)曾说,在驼峰航线中,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飞机损失率,“驼峰”航线堪称“二战”最伟大的空运行动之一。

当时运送中国士兵的是美国C46C47运输机,C46能装22人,我坐的C47可容纳40多人。C47是投入“驼峰”航线飞行最早的运输机,登机前,我们还接受了短期跳伞训练,但那时候好像我们对此并不重视,只知道飞机迫降的时候,跳下去,躲命就行了。

我坐的这架飞机是一位美国飞行员驾驶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好奇多于紧张。飞机越爬越高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就是冷,冷得我直打哆嗦,听说有的身体虚弱的中国兵,在飞机上就已经瘫下去了;然后感觉呼吸困难,两个耳朵也被震得受不得了,直到下飞机时也没缓过来。

那时的感觉,就是现在所说的“踌躇满志”吧。我记得到了营地驻扎好以后,还填了一首词:

《念奴娇·飞越驼峰》

穿越云海,战心切,大军远征印缅。

驼峰横亘,听说是,海拔万仞险关。

敌炮轰隆,高寒抖颤,胸中烈火燃。

遥想当年英武,觅敌求歼,敢骑虎登山。

万里擒贼囊物探,国威军威赫显。

战地神游,激情油然,重现当年。

疾风劲草,无愧吾生人间。

 

丛林生活

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的部队安全地降落到了印度的汀江(Dinjin)机场。汀江是离利多很近的一个机场,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援华物资从美国海运到加尔各答,再由铁路运到利多。因此,利多既是向国内空运的基地,也是反攻缅北的兵站基地。

我没有想到,到达印度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机场搭建了一个临时浴池,一位美军军官把我们带过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脱掉军装,卸掉背包,于是大家都赤身裸体地走进浴池。20分钟后,一声命令,我们全体出浴,再排队等医生打防疫针——我后来才知道这个防疫针的作用,在后来奇袭密支那的战斗中,K分队指挥官尼森上校在行军途中死于斑疹伤寒,而中国官兵全都安然无恙,就是因为我们在机场都注射了传染病疫苗。

洗澡消毒后,我们每人换上了新军服。新军服是米黄色的,与英军一样。又发给我们每人一张毛毯、蚊帐、防蚊面罩、一瓶防蚊油、一盒防蚂蟥666粉等;然后更换美式武器,因为之前在云南已经有美军军官教过我们,所以对这些武器并不陌生。

拿完这些东西后,我突然看到前面有一堆熊熊燃烧的大火,里面烧着的,正是我们浴前脱掉的那些军服和背包——虽然我们在国内的装备很差,但出国前还是给我们每个人换了一身崭新的军装,毕竟我们出去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所以我看到刚发的这些军服就被烧掉了,很是心疼了一阵。当然后来才理解这是为了防疫而必须的措施。

由于战争形势紧迫,我们在汀江没有停留,马上换乘另一架运输机直飞孟关。孟关是缅甸北部的另一个重要基地,不久前被新38师和新22师攻下。这里也饱受战火摧残,刚下飞机,就看到机场附近到处是遗弃的弹壳和烧焦的树木。

来机场接我们的是一辆十轮大卡车,很快把我们拉进一大片密不见日的大森林里,大约半个小时后,汽车停下来,有人告诉我们营地到了。我下车一看,除了参天大树,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我们的饮水问题就靠它来解决了。

饭后,每个班都领到刀、斧、锯,这是在丛林里作战、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于是在树林里开辟一片空地,搭起简易帐篷。营地周围一片寂静,除了我们彼此的说话声外,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树上群猴的吼叫声,一直叫个不停。

丛林生活对我们是完全陌生的,空旷的热带丛林什么也看不到,多少都有些寂寞、恐惧感。有时夜里睡觉,某个士兵会突然在梦中大叫起来,其他人被惊醒之后,也都跟着叫起来,在深更半夜的丛林里听着更恐怖。现在想起来,那是不适应丛林生活而产生的心理障碍,但我们当时也不懂那么多,称之为“闹营”,不过闹一阵子也就好了。

雨季来临的时候,天天下雨,眼看着一朵云飘过来就会下一阵子雨,有时感觉似乎是一天有无数朵云飘过来,一天要下无数次的雨。记得我们攻下密支那时,正赶上雨季,伊洛瓦底江的水便漫了上来,地面不能睡了,我们就睡在吊床上,行军打仗就是这样。

到了缅甸,生活改善了许多,我们终于可以吃饱,而且可以天天吃到肉了。主要是美军的牛肉罐头,但时间长了,又觉得很腻,长期吃不到青菜,我们有时出去挖野菜吃,但能找到的野菜也有限。美军会定期用直升机空投物资,空投前我们先找个空场,在上面摆个布板,布板颜色不一样,表明空投的东西不一样:我记得空投食品时用的是白色的布板,而投弹药和武器时则是其他颜色。因为一切物资都是由美国空投过来的,所以在印缅战场,我们结束了埋锅造饭的历史。

 

协同作战

在缅甸战场,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军在各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优势。60年前,中美两国国力差距悬殊,体现在军队方面更如此。

第一个让我惊奇的是美军的工程机械化程度。那时候,美军就已经开始使用大批推土机、挖掘机,所以工程进展非常快,基本上部队打到哪里,公路就已经修到了哪里。我们到达孟关后走的中印公路,就是1943年春开始修筑的。两个美国工兵团和两个中国工兵团,以及大量印度工人参与其中,而我们当时还是用铲子、锤子等最原始的工具,所以这一路让我们大开眼界。

我们那时候也确实感觉到美军机械化的优势:比如攻到伊洛瓦底江边,只要找到船,他们马上就能装好发动机将船开动;遇到河流,美军也会迅速在几天内架好桥梁,效率非常高。美方还配备专门的修理所,修理这些机器。

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美方给每个步兵连都发了一部Walkie-talkie Radio,我们当时叫它“步声机”,那时的步声机体积很大,要背在身上。这对行军、作战先头部队向后面指挥官传达信息十分有利。美国军队在60年前就有这样的通讯器材,不过遗憾的是,中国士兵普遍文化素质低,都不会用这种先进的仪器,几天后,这些步话机都被送进仓库束之高阁了。

美国人非常重视战前准备,对敌情、作战地形都做好充分准备。在攻打西保前,他们不但给连以上军官都配备了五万分之一的大比例地形图,还发了一份空中摄影图。我记得摄影图十分清晰,可以清楚看到地面上的街道、房屋、树木等,而此前中国师长用的还是比例尺为二十万分之一的橡胶地图。

从师部到营部,都配有一个美军联络官,他们传达中美军队要求、沟通双方情况。师部一级的联络官还有军事指挥权,我们师部的联络官是一位上校,我们都叫他Colonel

中国军队传统的供应和补给是由军需处提供的,每发放一级,就被克扣一层。不知是否因为对中国军队的情况比较了解,在这里,后勤供应都是由美军联络官直接补给到连队的,这样避免了中转单位的盘剥,也显示出美军组织的精简有效。我们到达营地时,许多美军联络官已经先到那了,连司务长很快就领到大米、牛肉罐头等,我们很快吃了饭。美军作战补充非常好,每场战役前会加强后勤补给,吃的都比平时丰盛很多;而从战场上下来以后,又马上把被服、弹药补充上去,随时作战、随时补充,后勤补给非常完善。

在国内时,我们的军纪就要求得比较严格,平时军纪扣都要扣好,走路也要挺直腰板非常规整——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国民党部队从来不留头发,都要剃成光头,每个连里有个理发兵,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家集体理发。

中国驻印军的总指挥是史迪威将军,他喜欢到战地巡视,所以我们下级军官也有机会见到他。史迪威经常背着冲锋枪深入第一线,甚至和士兵一起作战,所以下面的士兵都很喜欢他,但听说和中国军方的上层关系不好。我们是下级军官,对上层的事情了解得不多,只觉得有些事情比较蹊跷:有一次,54军代军长阙汉骞到缅甸前线,我们还组织仪仗队欢迎过他,但没几天阙汉骞就打道回府了。后来听说是史迪威不欢迎他,史迪威愿意直接指挥到团。

参加会战的英军36师除了军官是英国人外,士兵全部是印度人,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有多年的殖民统治,印度士兵从服装到装备基本上都跟英军一样,这也让他们有优越感,所以我感觉印度士兵对中国军人多少有些看不起。不过也难怪,我们那时的装备、整个国力都那么差,有什么资本让人家瞧得起呢?在这个战场上,有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缅甸人和中国人,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一场真正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

在我感觉中,美国士兵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美国大兵喜欢抽骆驼牌香烟,有时递给我们,但中国人很少抽。虽然都属于协同作战的友军,平时也难免有点小矛盾。有一次,连里的一个士兵和美军工兵团的一个黑人发生了点争执,他觉得那位美国人看不起他,回来告诉我,我那时正年轻,血气方刚,听说自己的弟兄受了气,就要冲过去找对方论理,结果美国联络官出来把我劝住,又是送烟又是送饼干让我消消气。好在师长潘裕昆得知后也没有处分我,我后来想,也是自己年轻太冲动了——人家是来帮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打架?

 

奇袭密支那

到达孟关不久,我们50师的150团就被抽调进特遣队,参加著名的奇袭密支那战役。我的身份是50师师部特务连连长,在攻击密支那期间,我们特务连要紧随师部,担负搜索、警戒任务,一般情况下很少直接参加战斗。但是因为有16期的黄埔同学在150团,所以我格外关注战争的进展。

特遣队由3个团组成,除了我们师的150团外,还有新30师的88团以及美军5307团。除此外,还有一支约300人的缅甸克钦族野人别动队。特遣队由美军梅利尔准将统辖,分为KHM三个战斗队,都由美军军官指挥。

我还记得150团出发那天,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似乎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战役。因为行动队行踪绝对保密,不能空投补给,所以每个士兵出发前都带足半个月的干粮和必需药品。

从地图上看,孟关到密支那的直线距离顶多有200公里,但其路途之复杂程度远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它与孟关之前隔着两道大山、一条河谷,过孟拱河谷又得翻越更为险峻的苦蛮山脉才能进入伊洛瓦底流域,沿途都是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地形十分隐蔽,往往是等发现敌人时,几乎就已经是“面面相觑”了。

5月上旬,特遣队进入苦蛮山脉。这里山峦起伏,峭壁林立,行动十分困难,有时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行,有时不得不在石壁上凿出台阶,以供攀援。辎重连和迫击炮连行动更为困难,骡马和人往往不能在一条路上行进,为了绕过一个悬崖峭壁要绕很远的路。上坡时,骡马走不动,人要扛着马屁股走;下坡更难,得有人走在前面顶住骡马前胛,后面有人拽着马尾巴,以防坠入山谷。即便如此,还是有超过一半的骡马累死或摔死在沿途中。

因为行军艰难,走在先头的美军有时丢弃掉武器和重装备,后来我们听到参加战役的战友们讲起这个情况,觉得既奇怪又可惜。这也许体现了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在美军方面,以保障人的生命为第一考虑;而在中国军人眼里,武器即生命,绝对不允许随便丢掉武器。

H分队的150团行动迅速,516,他们已经秘密潜伏在密支那西机场。17日上午,美军50多架飞机猛烈轰炸,日军全部爬出掩体工事,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下。150团突然发动袭击,守卫机场的300多名日军及其指挥官平井中左全部被歼灭。亨特上校在密支那机场的跑道上向史迪威发出了无线电密码信号——“威尼斯商人”,意思是“我军已占领机场,运输机可以降落”。当天下午,100多架道格拉斯式飞机拖着滑翔机,穿云破雾,飞临密支那上空,第一个航次就把新3089团、美军819航空大队空运到机场,加强对密支那机场的占领。

奇袭密支那,是史迪威最为冒险、也最成功的军事行动。占领密支那机场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从此中美的空中补给,不必再绕行凶险的驼峰航线,而改经密支那中转,不但缩短了航线,也降低了飞行高度。

密支那战略地位如此特殊,所以日军也调来大量增援部队,拼死反攻。我们的部队曾攻占了密支那市区,但又被日本人反扑过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士兵伤亡巨大,我在战干团的3个同学都牺牲在密支那。史迪威对密支那战况十分焦急,先后撤换4个美国联络官,最后迫于无奈,只能启用中国高级将领,新30师师长胡素、50师师长潘裕昆都被调来前线指挥自己的军队。

718,中、美军队转入密支那街区巷战,日军被压缩到城北的最后阵地。50师师长潘裕昆挑选了100多名战士组成“决战敢死队”,在当地华侨带领下,冒雨绕到日军背后。腹背受敌的日军意志终于崩溃,残兵惶恐地逃出战壕,用竹筏泅水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方向溃退。最高指挥官水上源藏被逼到江边的一棵大树下拔枪自杀。历时80天的密支那攻坚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军人以上万名官兵的宝贵生命,一雪两年前兵败缅甸的前耻,也换来了整个亚洲战场具有战略转折性意义的胜利。

 

重生之路

打完西保之后,在一次训练中,一个士兵不小心踩上了日军埋下的地雷引起爆炸,当场死伤几名士兵,我受了重伤。卫生队立即用担架把我抬进美军野战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刚开始我还能觉察自己躺在手术台上,但很快就被全身麻醉完全没了知觉。

第二天清醒后,医生告诉我:弹片由右肋穿进体内,他们从右下腹切开10厘米,取出弹片,消毒、缝合、包扎等一系列手术处理;右下肢膝关节窝也有弹片穿进。好在这些弹片没有击中脏器要害。

清晨一早,医院用救护车把我送进密支那后方医院。那时密支那刚被我们攻占,还来不及建一座综合型的完整医院,所以只能根据伤员的伤情,按轻伤、重伤、截肢等不同类型,分散建立不同类型简易医院。我住的临时医院远离市区,只是临时搭建了几间帐篷,医务人员少,伤员也没有几个。

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密支那战地医院都是男性美国人——我后来听说是因为史迪威拒绝中美政府派女性工作人员来印缅战场。所以起初我根本分不出谁是医生、谁是护士、谁是业务人员。这些美国人都表情严肃、不爱讲话。专职给我换药、送内服药的,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态度非常和蔼,我猜想他应该是位护士,我就用一些简单英语与他交流。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有一次他还拿出妻子的照片给我看,还劝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

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我的伤很快痊愈。一天早上,我乘坐专供医院运送伤员的飞机,从密支那起飞,飞回50师师部在腊戍的驻地。师长潘裕昆还特地指示副官处处长发给我一份校官伙食,以便早日康复。

19455月,我们作为最后一批远征军回国,回国的时候,沿途看到的都是激动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来欢迎归来的抗战英雄,我那时候觉得我的人生已到达最辉煌的顶端。

在南宁待了一段时间,部队又向雷州半岛出发,准备与日军在那里交战。行军到广西贵县时,突然听说日本投降的消息,我长舒一口气,觉得好日子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有机会好好孝敬多年未见的老母亲了。那时候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盼望国共和谈成功,可别打了,也不想打了,打了八年抗战,别再中国人跟自己人打。

结果后来没谈成,在东北战场,我们稀里糊涂地就被打垮了。思考再三,我选择了投诚,不久,我被安排送往位于抚顺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在那里,我见到了远征军的很多高级将领,廖耀湘、郑洞国、周福成等,我们的身份都“平等”了。在教导团里,主要让我们这些下级军官学习技术。半年后,教导团几次争取我,要我加入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我拒绝了。我想,我参加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我再参加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我这个人太无价值了。所以我坚持回到地方去。

在经过思想改造后,我拿着军管会给的一纸“安顺良民”的鉴定,回到沈阳,并与久别的妻子重逢。1952年,我接到了东北工学院接纳我为正式工的通知。我利用晚上读夜大,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这些基础课我都学了,我似乎觉得生活又充满了希望。

我以为自己真的获得了重生,但我很快就知道,这不过是个错觉。一年后的一天,我接到被学校开除的通知,是“隐瞒历史”。不久,妻子也提出离婚,但离婚申请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

那时候,我的女儿还小,我不忍心把孩子抛下,就拉小车、出苦力,给人家东拉西拉。我半夜跑到沈阳联营公司排队蹬车,天一亮就在那等车,帮人家拉货。我记得爬南站的天桥时,爬着爬着就流血,口吐血……难以想象那时生活之艰难。

1958年,我到北京学习中医,那时候北京市开始清理“社会渣滓”,“残渣余孽”都要一网打尽。大年三十那一天,我被抓去送到清河参加劳动教养。

我在清河农场一关就是6年,其间,妻子再次提出了离婚,此时,我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去左右我的命运。我也不怨她,谁愿意和一个“反革命”生活呢?在农场搞劳动,就是种地开渠筑坝,清河农场那些堤坝都是我们筑起来的;灌溉,在农田种水稻,我会插秧,每天弯着腰插秧,累得要死,大跃进的时候每天挖地都要挖到半夜零点。

1965年,劳改结束,我被遣回原籍,开始接受监督改造。这也是我1938年离家逃难后,第一次回到家乡、第一次与母亲见面。没想到时隔20多年后,我竟然以这样一种身份与母亲相见,而她和哥哥也都拒绝认我这个“历史反革命”。我觉得此生最对不起的人便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她便守寡,日本投降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此可以好好孝敬我的老母亲了,可是直到她1968年去世时,我还是一个她不能接受的“反革命”……

不久,街道上动员下放,我想这也是一个机会,于是我报了名,一个人插队落户,每天掏大粪、养猪、种棉花,我一人身兼三职,倒也养活了自己。凭借着当年参加远征军时候从美军那里学的英语和自己多年的积累,60多岁时,我在村里当上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我一直住在村里的一间茅草屋里,一住就是20年,直到19801月,“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才最终摘掉。1988年,我和分隔23年的女儿才第一次见上面。

即便最艰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一直坚信,我没有做错什么,作为远征军的一员参加对日作战,是我这一生中最光荣的事。200811月,我和另外两位参加过远征军的抗战老兵,来到云南重新回顾滇西战场时,我几次忍不住老泪纵横。庆幸的是,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相信,它不仅仅是我内心深处永不褪色的记忆,也将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口述/尤广才   整理/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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