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主办--- --- --- www.wbzgw.com
       
文博|口述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口述 → 永远的感念——我心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永远的感念——我心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发布时间:2012-6-17 15:35:56    阅读次数:3096

 

我的父母都曾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后来还有过交往,受到周总理、邓颖超的教诲和帮助。这是他们永远的感念,也是我永远的感念。 

 

总理改变我大哥命运

我父亲叫龙潜,是四川云阳(现在属重庆市)人,1910年生,爷爷是个小地主。

我父亲从小好学,考入上海的一所大学。云阳是个山区,父亲能考到上海去,爷爷十分骄傲。但怕父亲到上海后不再回来,就给父亲说了一门亲,强迫父亲结婚。婚后不久,父亲就去了上海。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事。当时的上海,革命思潮汹涌,我父亲很快便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搞学生运动。当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人正犯着“左”倾错误,常常盲动。一次,他们在一个小剧场秘密开会。这剧场只有两个出口,这就犯了秘密工作的大忌。由于叛徒告密,剧场被反动军警包围。当天参加会议的人几乎全部被抓,我父亲也被逮捕。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共舞台”案件。

我父亲被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里。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我父亲才被放了出来,曾在李克农领导的“社会部”工作,人称“龙副官”。先在武汉,后随李克农辗转到了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当了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当时是党的副主席。秘书处的负责人是童小鹏,秘书还有乔冠华、龚澎、荣高棠等。

龚澎从一所教会大学毕业,人长得很漂亮,口才又好,英语也极好,是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发布新闻时,她通常中文、英文同时发布。人气很高,是当时“重庆一绝”。国民党十分妒嫉:这么漂亮、这么有才气的女子怎么竟被收到了共产党的旗下,而且如此忠诚!他们也想找这么一个人,然而漂亮的没有口才,有口才的又不漂亮,漂亮又有口才的英语又不行,更没有龚澎那样火一样的革命激情。当时的记者,特别是西方记者,只要听说是龚澎发布新闻,都一定要来参加。

“文革”初期,龚澎是外交部部长助理。一次,造反派抢走了她记有外交机密的笔记本。她又气又急,结果中风,半身不遂。周总理得知她的笔记本被抢,非常生气,曾几次对造反派说:你们不把龚澎的笔记本交出来,我就绝不同你们对话。

讲到这里,不妨插一段“花絮”。有个叫赵浩生的人,当年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他是第一批访华的美籍华人。退休后给美国的大公司做顾问。他一次来华,请我吃饭(我当时在国家计委工作)。听说我父亲重庆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也说起他对周总理的印象。

他说他当时虽是国民党中央日报的记者,周总理对他的态度也很好,很亲切,从不歧视他。一次聚会后照相,他觉得自己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躲得远远的。周总理把他拉过来,还拍拍他的肩膀,让他站在身边照了相。他在同周总理的接触中,就相信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所以他写的一些新闻稿,也常常塞进一些共产党的说法。

还是回到我父亲的事情上来。我父亲在武汉时,便同我母亲结婚了。对于家乡那个爷爷包办来的夫人,他本来就没有任何感情,又何况多年在外,后来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听说爷爷死后,伯父把家产全都据为己有,把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和儿子赶了出去。

这女人很坚强,也很能干,靠织布养活儿子和自己,还省吃俭用,寄钱给坐牢的我父亲。父亲当即把这些钱交给了监狱里的地下党组织。钱不多,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用来买通看守跟外面通消息,给有病的难友买药治病。父亲出狱后,时局很乱,又忙于工作,也不承认这桩包办婚姻,因此也没有联系。对这桩婚姻,母亲也是同父亲结婚后才知道的。

但周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不是父亲告诉总理的,而是父亲在向组织填表时说明的。总理把此事放在了心上,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此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已经十一二岁了。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哥的母亲希望能让孩子出来上学。总理遂安排把大哥母子从四川送到延安。大哥上学,其母学了护士。

大哥叫龙骥,在延安一直上到中学。解放后,考上唐山铁道学院,学隧道工程专业,毕业后回到四川,为中国的铁路建设默默工作。其母因身体不好,早早退职,随着他一起生活。他们都十分感谢周总理,是周总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我们,包括我的母亲,也十分感谢周总理。周总理派人找他们,并不是父亲的要求,而是总理主动的帮助。由此也可见周总理对人的关怀和虑事的细密。

 

母亲珍藏的一条裙子

我母亲是宁波人,六岁时随外婆到上海,后来参加了共青团。抗战爆发后,母亲忍痛离开了重病的外婆,只身到武汉找党组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经人介绍,同父亲结婚。

母亲原来有名字,参加革命后崇尚高尔基《海燕》中的海燕形象,改名贝海燕。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同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合作,成立了战时服务团,共产党员陈维清任总干事,我母亲担任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

邓颖超特别喜欢我母亲,把自己一条心爱的裙子送给我母亲。母亲舍不得穿,珍藏着,后来从重庆到延安,解放后辗转到长沙,好多东西都丢了,这条裙子一直完好地带在身边,成了母亲一件珍贵的收藏。

我母亲还有一件同邓颖超有关的事情,值得一说。在重庆,母亲怀上了我哥哥,便到了延安,也给安排了工作。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抗日根据地频繁地进行“扫荡”,国民党反动派又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所以根据地处于相对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中央提出自力更生的口号,同时精兵简政,便把一批怀孕和有幼儿的女同志精简下来了。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哥哥出生后,母亲就带哥哥。

当时,这样因怀孕、生育而离开工作岗位的妇女不少,都向组织要求工作。邓颖超说,女同志都想工作,但孩子是革命的后代,也得有人养育。于是她发出一个号召,有知识有经验的妈妈去当保育员,帮助那些有小孩的母亲带孩子,让她们可以放心地工作。

一些人不愿去,因为当保育员就不是干部而是工人了。那时同样也有人在意这个身份。我母亲响应邓颖超的号召,去保育院当了阿姨。据说甘于去当保育员的只有我母亲一个,所以邓颖超对我母亲印象很深,当时就表扬了她。

我父亲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得知母亲当了保育员,很不高兴。邓颖超听说后,专门把我父亲找去,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并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区别,要我父亲好好改造世界观。我父亲乖乖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这从母亲对父亲的第一个夫人的态度也可明显感到。1978年,父亲去世。母亲竟给当时的中央老干部局写了一封信,说当时斗争环境艰苦,我父亲同第一个夫人离婚,虽然经过组织批准,实际上没有正式办过离婚手续。她对革命是有功的,当初在我父亲坐牢时还省吃俭用寄钱到监狱去,希望酌情考虑给一些经济帮助。

老干部局的郑局长十分感动,说办了这么多丧事,从来没有第二个夫人为第一个夫人说话的,而且自己已经和丈夫离了婚。因此破例给大哥的妈妈一次性补助了8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由此对母亲也更多了几分尊敬。19982月,最后任过湖南省纺织厅厅长的母亲去世,她工作过的湘潭纺织厂有一千多人赶来长沙参加追悼会,许多老工人泣不成声。

 

父亲的尴尬

解放战争中,父亲从延安撤出,然后随军南下,落脚到长沙,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湖南革命大学教务长。后离开长沙到广州工作。在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犯了错误,调到北京工作,在高教部任职。

我一直以为父亲犯了右倾错误。后来我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才知道,父亲犯的是“左”倾错误。著名学者陈寅恪当时是中山大学的教授,父亲曾在大会上多次公开批评陈思想右倾,是“封建余孽”。那还是“反右”斗争前,对像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很宽容。这引起老教师们的反感,也不符合当时党对知识分子(包括所谓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父亲受到广东省委的批评。

对此,父亲还一直不服气,到北京找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委屈”。周总理严厉地批评了父亲,父亲这才心悦诚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多次做了检讨。

我上大学时,一次回到父亲那里,晚上睡在书房里,随便翻看父亲的东西。无意间翻出一封信,是云南大学一些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写给父亲的,父亲那段时间曾在云南大学当过副校长。信里赞扬父亲在困难时期与师生同甘共苦,关心师生的生活,特别是不走样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们感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我想这肯定是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以后,父亲切实吸取了教训,改正了错误。由此也可感知父亲对周总理的信服。

解放战争中,我父亲随军南下先到长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也到长沙与父亲团聚。当时父亲是革命大学的教务长,母亲便也在革命大学工作。因母亲爱唱歌,曾指挥过大合唱,还排过一出歌剧《赤叶河》,所以便当了文工团班的班主任。时间不久,母亲即觉得自己文化低,不宜在学校工作,请求到基层、到厂矿去工作。组织接受了母亲的请求,调她到长沙的裕湘纱厂担任党委书记。母亲是工人出身,这工作很适合她,从此便一头扎进了工作。家庭变故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工团班有一个女学员,出于种种考虑,乘虚而入,插入了父母之间。她比父亲小26岁,又是高中毕业,当时就算有文化的人了,当然很有优势。父亲遂与母亲闹离婚。母亲不愿家庭破裂,更不想让我同哥哥失去父亲,开始并不同意。组织上也发现了父亲的问题,严厉批评了父亲。当时湖南省委还就此作了一个决议,批判龙潜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父亲觉得在湖南呆不下去了,要求调动,于是被调到广东,担任华南分局的副秘书长。但经过这一场风波,父母之间的裂痕就很深了,再加上父亲不断托人做母亲的工作,母亲也烦了,便同意离婚。这是1954年的事了。当时,老干部离婚几乎成了风潮。

为遏制这股风,刘少奇亲自抓了两个典型。其一是一名老干部,其妻也是老干部,他恋上一个女孩子,与老婆闹离婚。结果几乎被一撸到底,从六七级降到十九级,到江西一家小厂当厂长。另一个是正面典型,也是一名老干部,其妻还是缠了小脚的女人,有人劝他离婚再找一个,被他拒绝,与结发妻子恩爱相守。母亲后来对我说,如果再迟几个月,你父亲就想离也离不了了。母亲告诉我说,离婚后,父亲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承认自己不好,辜负了母亲。但又说,他们是协议离婚的,而且协议过多次,那她为什么还要向周总理告状?母亲十分奇怪。她再对父亲不满,但还珍惜父亲的政治前途,决不会给总理写信告状。后来才得知,这信是我大哥写的。他也不满父亲的行为,出来打抱不平了,因为父亲的新妻子比他年龄还小。想来总理看到这封信后,狠狠地批评过父亲。

1963年,我已上高中了。这年暑假,我到北京看望父亲。这是父亲再次结婚后,我第一次见他。父亲十分高兴,带我游玩了长城、十三陵等地方,晚上又带我看演出。有一晚看演出时,周总理来了,邓颖超也来了,他们不坐在一排。周总理一出现,全场起立、鼓掌。总理频频点头、招手、鼓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周总理,心情很激动。邓颖超就坐在我们的前一排。

演出结束,退场时,邓颖超看到父亲,过来打招呼。父亲向邓颖超介绍说:这是我女儿。可能怕引起什么,父亲故意没说我的名字,因为我姓着母亲的姓。邓颖超本来是很慈祥可亲的,此时却突然沉下脸来,看着我说:你妈妈贝海燕是上海工人,是个坚定的革命者,是个好干部,非常好的干部!你要好好向你妈妈学习!我本来想告诉邓颖超,我就是跟着妈妈的,但看到父亲尴尬的模样,实在不忍心说出口。邓颖超走后,父亲还呆呆地站着。我本来想趁这个机会面对面见见总理,父亲却拉着我匆匆走了,显然要躲总理,怕再次陷入尴尬。我回到长沙后,把邓颖超的话告诉母亲,母亲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永远的感念鈥斺斘倚闹械闹芏骼春偷擞背(下)

龙潜、贝海燕一家于延安,怀中抱着的为贝璐瑛

 

总理心中的痛

父亲说,他从到北京工作以后,几乎每一年,曾经在重庆红岩村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员都要到总理那里聚一聚。父亲也陆续向我讲过一些在总理那里看到、听到的事情。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孙维世的事情。

父亲说,总理没有亲生儿女,却有不少干儿子、干女儿,大都是烈士的子女。孙维世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父亲为革命牺牲,她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一路讨饭找党组织,找到武汉。当时国共合作,武汉有八路军办事处。但门卫不让他们进去。孙维世还是个小姑娘,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里面的人,里面出来人问明了他们的情况,接待了他们。他们一家四口被送到延安。孙维世的父亲曾和周总理一起工作过,周总理便把孙维世认作干女儿。她很聪明,人也长得讨人喜欢。在众多的干儿子、干女儿里,据说总理最喜欢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到苏联学习话剧。学成回国后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她的哥哥当过朱德的秘书。

总理工作很忙,常常得不到休息。孙维世一去,她总有办法让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休息一会。所以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希望和欢迎孙维世来,因为她一来,总理不但可以从工作里脱身一会,而且心情愉快。有一年,孙维世还给总理和邓颖超办过一次结婚纪念,大家都很开心。

据说林彪曾追求过孙维世,但孙维世对林彪不感兴趣,拒绝了林彪的追求。按说这样倒给叶群留下了机会,她才得以嫁给林彪,以后耀武扬威。但叶群竟因此恨上了孙维世。在延安一次排演话剧时,江青想扮演参加革命的大小姐,但因为年龄偏大,只好演了阻碍革命的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大小姐。江青因此也恨上了孙维世。

孙维世在苏联学习话剧时,更多地受到的是俄罗斯教育,所以爱上了志同道合的搞戏剧的金山。周总理不满意这桩婚姻,因而对孙维世执意和金山结婚不是很高兴。“文革”前,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大庆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一去就是两年。他们写成一个剧目,表现大庆人、特别是“王铁人”战天斗地、为国争气的精神。演出时,请总理去看。总理看了,很高兴。

“文革”一来,金山遭殃,遭到叶群和江青“双重”嫉恨的孙维世更遭殃。她因去过苏联,还被指为“苏修”特务。周总理得知孙维世被抓,赶紧让秘书打听关在何处,想让她少受一些罪。及至打听到,孙维世已经死了,而且从抓到死只有七天,死相极其凄惨。

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一言不发,整整呆坐了40多分钟。他心里想什么,没人知道。是想那么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呢?还是想自己一个堂堂的国家总理,竟然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保护不了一个烈士的孩子?可以想见,这是怎样的一种人生之痛!

整个“文革”中,周总理的痛很多,有国痛,有家痛,有战友之痛,有亲人之痛。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孙维世惨死之痛,一定是总理心中一个永远的痛。

永远的感念鈥斺斘倚闹械闹芏骼春偷擞背(下)

周恩来与邓颖超于长城合影

 

我永远的遗憾

1965年,我考进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这所大学是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创办的。1966年“文革”开始,7月,周总理连续几次到我们学校看大字报,并参加学校召开的批判大会。“文革”之初,工作组进校,我被选为我院的“文革副主席”。

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来校参加会议时,我在台上负责给他们倒水。第一次给周总理倒水时,这么近看到总理,我真是激动极了,竟把水倒在了杯子外面。总理慈祥地笑笑,拍拍我的肩膀,我这才镇定了一些。

那时学校已经分成两派,另一派即拿此大做文章,写大字报说“贝主席”给工作组端茶倒水,好不殷勤;周总理来了,竟如此怠慢。第二天周总理来,看到这些内容的大字报,问“贝主席”是谁?有人回答说:就是昨天倒水的姑娘。周总理说:她不是给我倒了水吗?这事才算平息了。

我长得很像我的父亲。一次,我仍在台上倒水,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我几眼,脸上有思索的表情。我早听人说,周总理有惊人的记忆,他是不是从我的长相想到我父亲,再想到我同这有什么关系?他问身边的人:这孩子叫什么?人家说了我的名字。他听说我姓“贝”,就不再说什么了。我当时真想上前对总理说,我是龙潜的女儿。但多年的教育,不要炫耀自己的父母,我几次想张口说,还是忍住了。后来想起来,真是后悔死了。这可以说是我永远的遗憾。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不断听到周总理身体不太好的消息,很为总理担心。1974年,我在科学院工作。这一年的国庆节,大家都关心总理能不能出席国庆招待会。我常同我们处的领导说总理的事情,他也知道我父母同总理和邓颖超的关系,所以特意照顾我,找了个借口,让我参加这一年的国庆招待会。

所谓借口,就是给此时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陈省身当翻译。陈省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听到还给他安排翻译,不解地说:我还需要翻译吗?我们处长说:就让她陪着你吧。

招待会前,人们几乎只有一个话题:周总理会不会出来?会不会讲话?都听说总理身体不好,可能不会出来了,但又都希望总理出来。周总理果然出来了,虽然非常消瘦,但仍然精神抖擞。全场沸腾起来,长时间鼓掌,许多人满眼含着泪水。坐在我旁边桌子的外国人,激动得连桌布都掀掉了,听到东西打碎的声音。我已经顾不得陈省身了,也顾不到外交礼仪,站在了椅子上。陈省身也使劲鼓掌,顾不到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许多中国人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看到周总理。

当时“文革”还在进行,而且花样不断翻新,一会“评法批儒”,一会批《水浒》,眼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全靠周总理支撑着。但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7618日,周总理离开了他牵挂的、爱戴的人民,人民也失去了由衷爱戴着的总理。

整个天都好像塌下来了。天也特别冷,北京城突然安静了许多,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到哪家,哪家都在哭。父亲也哭得十分伤心,我从没看见父亲如此伤心过。我恳求父亲带我去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但父亲只有两张票,要带他的妻子去。我给总理治丧委员会打电话,说我是龙潜的女儿,龙潜在重庆时给总理当过秘书,要求给我一张票。答说名额有限,而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员的子女很多,实在没法安排。我又直接给童小鹏打电话。童问了我的情况,很同情我,仍要我同治丧委员会联系。最后还是没去成。此时再想起在二外读书时错过了和总理说话的机会,就更加感到万分地遗憾了。

此后一年多,我特别怕听到哀乐,一听到,就心惊胆战。

总理逝世时,我远在长沙的母亲是湖南省轻工厅副厅长。当时“四人帮”明令禁止追悼活动,母亲主持了好几场追悼会,讲总理的往事。她说,即便第二次被打倒,她也要悼念她爱戴着的、也是人民爱戴着的好总理。我为母亲的勇敢感到骄傲。

总理逝世后的几天,一个英国技术交流团来华访问。当时大家心情不好,不想接待。领导说,这是工作,不能不接受。于是派我当他们的翻译。

那时,整个北京、整个中国还都深深沉浸在总理逝世的悲痛气氛中。他们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但对此并不理解。

一次在电梯里,他们中的一个人突然问我:你们怎么都这样沉重?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总理逝世的缘故。我没有讲几句,就感情失控,竟失声大哭起来。这几个英国人都慌了神,一时手足无措。后来他们告诉我,从我身上,他们才有点理解了中国人对周总理的感情。

1981年,我去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理工学院公费进修,其中有一门课的期中考试是做语言表演,我选择朗诵美国著名诗人叶茨的一首诗。不料主考的英语教授听了,说我朗诵得没有一点感情,因而考试没有通过。我想我怎么会有感情呢,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如何把英语读正确上,又怎能顾及感情。

后来这位教授建议我朗诵一首中国诗,我便选了一首纪念周总理的诗。我先用英语讲了周总理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后把这首诗的内容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朗诵起来。朗诵了没几句,我便泪流满面,几次哽咽着几乎朗诵不下去。最后,我已泣不成声,因为随着我的朗诵,我看到慈祥的总理就好像在我身边。

主考教授虽然听不懂一句中文,但被我的投入感动得泪流满面。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朗诵,是最好的朗诵。参加朗诵的学员很多,不少人也都含着眼泪,尽管他们也都不懂中文。人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其实感情也是没有国界的。他们不懂得中文,却读懂了我的感情。我的考试当然也顺利通过了。

我至今仍怀念着周总理,这将是我此生无尽的怀念,也是我对父母感念总理、怀念总理的传承。(口述/贝璐瑛 整理/秦海)

 

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9

 

站内搜索
标题 内容 作者

最新文章

·周溯源:西方人士目睹的日军甲午暴行

·我的父亲:最后的“云南王”卢汉

·何殿奎:亲历秦城监狱监管岁月

·崔之元: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与实验

·华国锋:骨灰回葬家乡交城卦山

·林毅夫:台湾来的林毅夫怎么看邓小平

·梁培恕谈父亲梁漱溟

·第三次庐山会议:毛泽东住所上面误修

·林晓霖:我的父亲是林彪

·主审官员谈江青狱中生活:常被女战士

·侍卫口述历史 还原蒋介石“最后一天

·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巾帼英雄

·相声说进中南海——忆我的父亲侯宝林

·上将赵南起:毛岸英不是在弄饭时遇难

·揭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推荐文章

·身有所依,心无所系——忆我的老师陆小曼

·永远的感念——我心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一篇文章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

·“蒋家天下丁家党”——忆我的父亲丁惟汾

·情到深处人孤独——我的父亲张恨水

·盛名下的苍凉——胞弟眼中的张爱玲

·是门生?是夜壶?——祖父杜月笙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

·我的外祖父为蒋介石执笔《中国之命运》

·远征军特务连长忆滇缅战役

·前中央警卫团副政委回忆抓捕“四人帮”

·我们从未走进彼此的内心——忆我的父亲周扬

·从水果店帮工到“上海滩教父”——忆我的父亲杜月笙

·李宗仁评汪精卫:没做积破坏抗战的勾当

·秘书谈彭真:江青闹到家里也不让步

·吴德讲述:文革中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博览搜狐空间文史博览网易博客文史博览腾讯空间文史博览新浪博客网站后期维护

口述  |  考古  |  收藏  |  订刊  |  秘史  |  真相

文博中国 版权所有

Copyright 1996-2010 Phoenix New Medi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